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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氣魄和這種強大的國力，和今天的情形一較，真使人要大哭一場。可是，陳湯先生的結局卻是被捕下獄，眼看就要處斬，恰巧西域又出了事，還是敵人幫忙，才把他放出來。不過放出來是暫時的，他最後還是充軍到敦煌，最後雖然死在長安，但一個轟轟烈烈的英雄，已被糟蹋夠了矣。

竇憲先生的官比陳湯先生更大，功也更高，因之，結果也更慘。竇憲先生和他的文助手班固先生，武助手耿秉先生，大破匈奴，在燕然山勒石記威，從此為害中國五百年的大敵，算是完了蛋，北單于下落不明（胡秋原先生考證說，他們西進攻入歐洲大陸），其他的單于，陸續死的死，降的降，以後再也成不了敵國。然而如此英雄，卻在班師回朝後，被“賜”自殺，凡是姓竇的和跟著他做事的人，都遭了殃，真是“論功行戮，為敵報仇。”班固先生當然也跳不出這個圈子，他以六十一歲高齡，被捕入獄，受盡拷掠，竟被活活打死。耿秉先生比較有運氣，他死得較早，在竇憲先生冤死前就死啦，但死後仍不能饒他，本來是封美陽侯的，也被“國除”——國除者，取消了他的“侯爵”者也。

再下一位，《中國英雄傳》介紹的是斑超先生的小兒子班勇先生，他以父親的餘威，再定西域，史書稱之為“三絕三通”。他也屬於運氣好之流，也沒有被“賜”死，而只不過“下獄免”。“下獄”者，關到黑牢，內受苦刑拷打，外受軍法審判。“免”者，不知道是怎麼免法，反正是後來總算出了獄，窩窩囊囊死在家裡。

漢王朝之前的英雄，已如上述，現在且看看以後的英雄吧。侯君集先生，唐王朝大將也，可是知道他的人很少聲稱哲學應當把確定信念作為思維的全部功用和行為的基，因結局是“叛變”，一沾叛變，還是不知道為妙。他在唐初那個混亂的時代，大破強敵吐谷渾，最震驚世界的一戰，是擊滅高昌王國。結果他和他的全家，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被綁到長安城十字街口鬧市，一一處決，血流成河。他臨死時對行刑官曰：“君集豈反者乎？”前已言之，問題不在你反不反，而在你被認為反不反。

侯君集先生之後有王方翼先生，不用介紹他的功勳矣，只說一件事就成啦，他從西域還朝，唐高宗李治先生和他面對面討論西域大事，看見他戰袍上有一塊地方汗出如漿，問他怎麼回事，原來他在熱海苦戰時受傷，箭頭迄今仍在肉內，常有臭汗流出。李治先生親自察看傷口，嗟嘆良久。嗟嘆良欠固嗟嘆良久，最後還是把他閣下貶到海南島，以六十三歲的高齡，獄吏押解，壯烈地死在中途，善哉！

王忠嗣先生，是唐王朝中葉邊防第一員上將，從小養在宮中，唐玄宗李隆基先生還很器重他哩。後來身兼河西、隴右、朔方、河東四個軍區的司令官（節度使），佩四顆將印，控制萬里，逼亡突厥，其功之高，無以復加。按小民們的常情推測，應該有一個好的結局吧？史書上說他閣下的結局是：被徵入朝，入朝後即逮捕下獄，“令三司推訊之”，幾乎綁赴刑場，執行槍決。幸虧他有一個好部下也是好朋友哥舒翰先生，當隴右節度使，願以自己的官爵為他贖罪，皇帝老爺這才高抬貴手。不過放他出來乃表面文章，王忠嗣先生最後還是“暴卒”，仍逃不脫魔掌。

繼王忠嗣先生之後，另一位大將的結局還要糟，貴閣下知道高仙芝先生乎？這位原籍韓國的將軍，在中國供職，大軍所向在階級社會里，世界觀具有階級性。各種世界觀之間的鬥爭，，立下無數可歌可泣的汗馬功勞。胡秋原先生特地引出英國政府於不久前派遣的斯坦因先生探險故事，斯坦因先生在帕米爾高原勘察了一千年前高仙芝先生行軍路線後，評論曰：“數目不少的軍隊，行經帕米爾和興都庫什，在歷史上以此為第一次，高山插天，又缺乏給養，不知道當時如何維持軍隊的供應？即令現代的參謀本部，亦將束手無策。”又嘆曰：“中國這一位勇敢的將軍，行軍所經，驚險困難，比起歐洲名將，從漢尼拔，到拿破崙，到蘇沃洛夫，他們之越阿爾卑斯山，真不知超過若干倍。”和他同樣忠勇的，還有封常清先生，封常清先生原是一個可憐的小小職員，高仙芝先生對他一手提拔。封常清先生軍令如山，恩主高仙芝先生乳母的兒子鄭德詮先生，小人得志，狗仗人勢，他立予杖死。高仙芝太太和乳母在門口哭成了淚人兒都沒有用，最後聯合向高仙芝先生告狀，罵封常清先生忘恩負義。如果換了鴨子屎人物，早兇猛跳高，英勇報復了矣，可是高仙芝先生連一句話都沒說，封常清先生也連一句話都沒說。嗚呼，如此英雄豪傑，結果是啥？二人把守潼關，封先生在關外苦戰回營，過來一位宦官老爺，手拿皇帝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