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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話百出,喪禮遂變成一場鑼鼓喧天的趣劇,既不嚴肅,也沒有一點悲哀的氣氛。
晁錯之死(1)
晁錯跟吳國宰相袁盎,互相仇視,晁錯在的地方,袁盎總是躲開;袁盎在的地方,晁錯也從不去,兩人沒有在一起說過話。晁錯當了最高監察長(御史大夫)之後,就派人調查袁盎收受吳王劉濞賄賂的事情,證據確鑿,依法應處死刑。劉啟下令赦免,只把袁盎貶作平民。吳楚等七國既反,晁錯準備趁機再打擊袁盎,對總監察官和監察官說:“袁盎收了劉濞太多的金銀財寶,專門替他說話,矇蔽皇上(劉啟),誓言劉濞絕不會叛變。而今劉濞竟然叛變,我打算把袁盎定罪,相信袁盎一定參與了劉濞們的陰謀。”總監察官(丞)和監察官(史)說:“叛變沒有公開時,懲治袁盎,可能斷絕劉濞的叛變念頭。而今劉濞大軍已經發動,殺掉袁盎,有什麼補益?而且,袁盎只不過貪財而已,不可能參與。”晁錯猶豫不決。而這時,已有人密報袁盎。袁盎驚慌恐懼。星夜拜訪竇嬰,對吳國叛變的原因,做一分析,願晉見皇帝,當面陳述。竇嬰入宮向劉啟報告,劉啟答應。袁盎遂即入宮晉見,當時,劉啟正跟晁錯討論後方勤務及軍隊糧秣如何排程問題。劉啟問說:“而今吳楚反叛,你有什麼看法?”袁盎說:“用不著憂慮!”劉啟說:“劉濞有礦山可以鑄錢、海水可以製鹽,集結天下英雄豪傑,在頭髮已白時才舉大事。如果沒有周密的計劃,豈敢發動?怎麼能不憂慮?”袁盎說:“吳國誠然有鑄錢、製鹽的財源,可是並沒有被引誘上鉤的英雄豪傑。假令有英雄豪傑,一定會輔佐劉濞走上正道,就不會叛變。吳國所引誘的不過地痞流氓、無賴亡命,跟一些鑄錢工人而已。”晁錯認為袁盎倒向自己這一邊,在旁插嘴說:“袁盎的判斷正確。”劉啟說:“那麼,我們用什麼辦法對付?”袁盎說:“請求陛下屏退左右,單獨聽取我的意見。”晁錯退出之後,袁盎說:“吳楚兩國發表文告,聲稱:高皇帝(劉邦)封子弟們當王,各有固定的疆界。而奸臣晁錯,擅自處分各國王侯,減削各國土地,所以被迫起兵。大軍西上,只在誅殺晁錯,恢復失土,一旦達到這兩專案的,自然班師。現在唯一的辦法,只有犧牲晁錯,派使節赦免吳楚等七國,把原削減的土地歸還他們,不必流血,就能重獲和平。”劉啟同意。十餘日後,劉啟命宰相(丞相)陶青、首都長安警備區司令嘉(姓不詳)、司法部長(廷尉)張歐,聯名彈劾晁錯:“一切行為,不符合領袖的恩德信義,打算使領袖疏遠群臣跟全國人民,又打算把城市割給吳國,失去臣屬的立場,大逆不道。晁錯應腰斬,父母、妻子、同母的兄弟姐妹,無論老幼,應全體綁赴街市處決。”劉啟批:“可。”晁錯一點訊息都不知道,還在為前方軍事盡力。劉啟命首都長安警備區司令(中尉)嘉,傳話晁錯入宮晉見。一同乘車,穿過街市。就在街頭,晁錯仍穿著朝服,被武士摔下,腰斬。劉啟遂派袁盎,跟劉濞的侄兒、皇族事務部長(宗正)德侯劉通,出使吳國(首都廣陵)。
人稱晁錯先生是“智囊”,看他種種方略,確實是“智囊”;唯一的遺憾是他的胸襟太窄、器宇太小,指尖剛觸到權力,便急吼吼公報私仇,要把對方滿門抄斬。政治家必須有三分混沌,才能把反對力量稀釋到最低限度,如果一定要把賬算得清清楚楚,去年張三瞪了我一眼,前年李四踢了我一腳,對方為了自保,自不得不奮起反擊。反擊失敗,不會有再大的損失;反擊成功,晁錯便是一個榜樣。他如果不先向袁盎下手,袁盎何至狗急跳牆。政治家固然不能沒有敵人,但絕不努力製造敵人。
正因晁錯不是一位政治家,所以才建議皇帝出去打仗而由自己坐鎮京師,把皇帝置於險境而自己穩享太平,可謂荒唐得離譜。劉邦可以出征,而請蕭何留守,但那要出自他的自願。劉啟不過一個嫩娃兒,他怎有那麼大的膽量?至於忽然又要割兩個城市給吳國,事屬蹊蹺。我認為那可能是晁錯的一種謀略,而被劉啟斷章取義。但不管怎麼吧,晁錯顯然臨危已亂。葉公以畫龍聞名於世,一旦真龍駕到,幾乎把他嚇死。晁錯在文字上預卜吳國必反,看起來心有定見,一旦吳國真的起兵,面對那麼多複雜難題,其中最可怕的一個難題是:中央軍可能戰敗,中央政府可能崩潰。於是,方寸不安,遂掌不穩舵。高階知識分子很容易陷於這種窘境,因為說話容易,寫文章容易。
晁錯之死(2)
然而,晁錯卻是忠於劉啟的,為了和平而犧牲晁錯,可以理解。但不理解的是,為什麼叫他死得那麼悲慘?砍頭也行,何至腰斬?腰斬之人,因沒有傷及心臟,上體仍然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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