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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性，一個經濟體只要一個或幾個要素非常突出，即使其他要素差一些，經濟照樣可以有很大的發展，人們的收入照樣可以高。*制度，法治制度只是其中的一個要素而已。

例如中東國家、俄羅斯等都沒有太多制度資本，勞動力也有限，但靠石油、天然氣等資源它們也很富；中國香港地區，以及新加坡、日本、韓國則正好相反，沒有什麼自然資源，能源、礦產都靠進口，甚至連土地都極少，他們致富靠的是有利於市場交易的制度資本；美國幾乎在所有四個要素中都突出，所以它的經濟最厲害。

中國的情況可以從三方面來理解。第一，有形的制度成本很高。眾所周知，去年（2006年）國家財政收入為3�9萬億，佔GDP的19�5％，雖然只比美國聯邦財政收入佔GDP的16％高出3個百分點，但美國政府財政開支的73％用於社會保障、醫療衛生、教育文化等公共產品，行政開支只佔10％。而中國政府開支只有25�5％用於公共產品提供，行政開支卻佔了38％。因此，政府機構龐大，加上各級政府的奢侈辦公樓、形象工程，這些浪費無法用在老百姓福利上，制度成本不低。

民主與經濟增長縱橫談（2）

第二是各類行政管制、審批，逼著企業、個體戶、大小單位、個人，甚至大學教授，都去跑關係，“跑部錢進”和事事要審批迫使體制內外各色人等耗費青春，延誤發展。

第三是由於對契約權益、對私人產權保護不可靠，執法機構缺乏公信力，要麼使許多創業和交易無法做，要麼就是交易成本特高，抑制民間創業傾向。

為了對付這些制度成本和制度障礙，中國人只好每天多勤勞幾小時，先為制度成本打工，然後才是為自己的收入工作。這就是為什麼中國人一年的工作時間在全世界屬最高之列，平均大約為2　200小時。其他國家中，阿根廷一年人均工作1　903小時，巴西人工作1　841小時，日本人1　758小時，美國人1　610小時，英國人1　489小時，而荷蘭人工作得最少，一年才1　389小時。但是，跟這些國家比，中國的人均收入卻最低。或許拉美人的確不如中國人勤勞，但是，由於他們的制度成本較中國低，雖然每天工作的時間比中國短，他們的人均收入照樣比中國高。

只要中國人比任何其他國家的人更願意勤勞、更願意幹苦力活，那當然是有沒有*、法治，中國經濟照樣能利用經濟全球化獲得增長了。但是，如果我們想生活質量高一些，並有更多時間跟家人在一起，那麼就必須降低制度成本。所以，勤勞決定碗裡是否有飯吃，而*和法治決定生活品質，決定是否能付出更少的勤勞但照樣能增加收入。

二

問：一種觀點認為，*法治或許不錯，但那是西方的東西，未必適合中國。

陳志武：*制度的核心是對權力的監督制約，是每個人的利益問題，這一點無東西差別。所以，*制度雖然首先在西方出現，但它是適合全人類的東西，當然也適合中國。

當然，關於*和*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古羅馬，但在較大範圍內將權力制約機制制度化，透過公民全體投票來解決“誰來監管監管者”這一終極難題的發展，還是現代的事情。學者通常將公元1100年英國國王頒佈的《自由憲章》看成是開端性的文獻，或者把後來1215年頒佈的《自由大憲章》稱為*的開端，但那些文獻更多的是國王單方面的許願，代表一種理想狀態，還並沒有獨立的立法、司法和執法架構。換言之，即使國王自己變臉或根本不顧自定的規矩，英國當時除了革命以外，還真拿他沒辦法。這就好像中國過去百餘年的經歷，*自由理念於19世紀進入中國，但真要將其轉變成一種操作層面的均衡狀態，沒那麼容易，晚清、民國時期都試過，可結果就如我們所知。

在這個意義上，現代*制度既不是西方古老的傳統，也不是中國或任何其他國家的老傳統，對全世界都是相對新鮮的事。所以，不管是中國還是其他國家，都沒有很久的真正*制度的傳統。也就是說，不能拿中國過去幾千年沒有*來說明*對中國不重要。

自1215年後，英國摸索了近500年，到1688年才算推出了可操作的、各權力部門相互制衡的憲政*制度架構。但是，直到1832年前，只有擁有足夠財產的英國男人才有投票權。在美國，投票權是以足夠財產為條件的法律到1858年才結束。德國直到20世紀初，還是有錢人每人3票，中產者每人2票，普通人每人1票。婦女的投票權更是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