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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德生之愛事業，最有名莫過於被匪徒綁架34天，自己拒絕支付贖金。他對綁匪說：“我是一個事業家，不是一個資本家，我所有的錢全在事業上面，要養活數十萬人，如果事業一日停止，數十萬人的生活就要受到影響。所謂資本家，是將金錢放在家裡……”最後他甚至立下遺囑，說綁匪索要50萬美元，本來不算大數目，但企業流動資金不多，如果因為拿出這筆錢影響生產，會使工人失業，所以他寧可犧牲個人保全事業。這個遺囑竟令綁匪大為震撼。

事實上，西方清教徒精神影響下的企業家有“拼命賺錢，拼命省錢，拼命捐錢”一說，其中的“拼命賺錢，拼命省錢”無論用在中國近現代企業家身上，還是用在中國當代企業家身上，都是名副其實的。這可以概括為中國傳統與清教徒精神共有的特質：節制。

清教徒精神的另一個重要特質是“理性”。中國近現代企業家在“節制”這點上，不讓西方清教徒，那麼在“理性”方面，有沒有共同之處呢？

中國傳統中也有清教徒精神？（2）

新教倫理的“理性”，是工具理性，它假設人們行動的動機是追求各種功利，並藉助理性達到自己的預期目的，行動者純粹從效果最大化的角度來考慮問題，而不考慮人的情感和精神價值。新教倫理強調透過世俗工作的成功來榮耀上帝，以獲得救贖，這一主張使功利具有了真理性，使得工具理性擴張，並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

1月31日，我參加東方衛視《頭腦風暴》節目，就拐點問題展開討論。兩位同行辯友認為，　“中國房地產強勁的需求態勢並沒有改變，供不應求的基本市場結構也未見明顯鬆動，因此拐點並不存在”。他們“從不認為拐點已經出現，因為剛性消費需求並沒有發生巨大變化”。

節目主持人袁嶽支援“有限拐點論”，和我的看法並不完全一致。但他認為：“房地產商群體對於拐點論的反對，可以說利益考慮多於事實考慮。”何謂“利益考慮多於事實考慮”？這就是價值理性，而不是工具理性。

工具理性的核心是對效率的追求，在商業社會中，可以理解為：1。目標明確；2。途徑精確；　3。操作上具有精確性和可衡量性。

企業家的行為，與我們身處的社會背景和傳統文化分不開。中國人的思維是缺少工具理性的，我們傳統上習慣於價值理性。價值理性相信的是一定行為的無條件的價值，強調的是動機純正，選擇正確手段去實現自己的目的，而不管其結果如何。而工具理性是指行動者純粹從效果最大化的角度考慮，行動藉助理性達到自己需要的預期目的。

一般來說，只要有一種價值理性的存在，就必須有相應的工具理性來實現這種價值的預設。沒有工具理性，價值理性的實現就是水中撈月。在政治學裡，*政治必須先有形式上的*（如投票規則），才能實現實質上的*。如果連*的形式都不具備，何談實質？在法學中，必須先有程序正義，才能走向實質正義，程式法先於實體法。在經濟學中，必須先有效率追求，才能為公平追求奠定基礎。

工具理性是啟蒙精神、科學技術和理性自身演變的結果。隨著工具理性的膨脹，在追求效率和實施技術的控制中，逐漸出現了工具理性霸權，從而帶來了人的異化和物化，是西方現代社會面臨的難題。但對於今天的中國而言，首要的問題是缺乏工具理性。

【資料：工具理性——對政策的應變技術化】

近年來，企業家的言論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各種傳媒上，這些言論無外乎表明了一家企業如何看待政策變化、市場變化，其本質，是一家企業如何自我定位——在改革開放的大趨勢中，作為一個微觀主體，企業和社會之間是什麼關係？

中國知識階層有心憂天下的傳統，茶餘飯後喜歡品評國事，談論政策。我一直認為，政策，尤其是經濟政策，那是政府和經濟學家、學者的事。企業是搞微觀的，作為理性的企業，應該做的是對政策的應變技術化。

舉個例子，在“90/70”政策出來之後，一些開發商持“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態度，開始搞“雙拼”，兩套90平方米的房子一雙拼就成了180平方米。一些設計公司迎合這種需要，還出現了一批所謂的“雙拼專家”。

萬科怎麼理解“90/70”政策呢？首先要看它有沒有合理性。“90/70”的出臺有這麼幾個背景：

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