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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封”貴族集團雖然支援“輕賦薄徭”，以此來截留地方財富發展自身實力，但因為武烈王再一次在軍權集中上讓步於中央，導致關東地方勢力明顯感受到了來自中央和大秦本土的威脅，所以堅持北伐，堅持進行地方恢復建設，以此來持續損耗中央財政，遏制中央權威。

大朝議上，武烈王對“集權”貴族集團和“分封”貴族集團做出了嚴正警告。

“集權”貴族集團雖然在財政政策上做出了讓步，願意實施“與民休養、輕賦薄徭”之策，但這一政策的實施需要其他政策的配合，於是必然牽扯到中央權力的“下放”。

權力和財富是相輔相成的，“讓利於民”的同時，權力必然“下放”，這進一步威脅到了中央集權，所以始皇帝和“集權”貴族集團在權力的“下放”上設定重重障礙，由此導致中央和地方之間的矛盾更為複雜和激烈，並直接影響到了地方貫徹實施“輕賦薄徭”的財政政策。

“分封”貴族集團不但需要寬鬆的財政政策，更需要與之相適應的各種“權力”。現在中央不願意下放“權力”，那麼必然造成地方郡縣在實施新政策的時候，與中央形成衝突甚至對抗，這肯定會加劇地方形勢尤其是關東地區形勢的動盪和混亂。

始皇帝和中央得到了武烈王等軍隊統率們在武力上的全面支援，所以他們絕不讓步，即便地方上叛亂不止甚至割據自立，中央也不能在這一根本性的國策上做出妥協。

“分封”貴族集團則聯合地方封王、地方郡縣官長向始皇帝和中央施壓，要求獲得更多的“軍政財”大權，而他們所採取的策略，還是把矛頭對準武烈王和北疆武力，試圖利用軍隊裡的軍功貴族對北伐的強烈渴望，來挑起武烈王和始皇帝之間的衝突。

寶鼎不得不幫助始皇帝和中央強行壓制“分封”貴族集團及其所支援的地方勢力。

寶鼎警告始皇帝，國內危機已經超過了來自大漠外虜對中土的威脅，當務之急是建設中央加固大秦本土的穩定，目前情況下繼續壓制地方勢力攫取更多權力已經沒有任何意義，只會加劇國內危機，把帝國形勢推向更為惡劣的險境。

同時，寶鼎也警告“咄咄逼人”的地方勢力，始皇帝和中央已經意識到地方勢力的不斷發展給中土穩定帶來了很大危害，進一步集中軍權和增強京畿鎮戍力量正是為了威懾地方勢力，應對隨時可能出現的地方危機。這個時候不要挑戰始皇帝的權威，更不要觸及中央的底線，否則必有滅頂之災。

威脅歸威脅，不怕死的人多了，何況被利益méng蔽了心智的貴族們，所以武烈王若想讓中央馬上實施休養生息之策，必須拿出實實在在的可以讓鬥爭雙方都能接受的妥協方案。

武烈王和宗室、外戚大臣們經過反覆措施，又與始皇帝、太子扶蘇多次商議，並聆聽了老秦貴族和關東貴族對解決當前危機的建議，最終拿出了一個妥協之策，那就是加建封國。

以遼東、遼西之地建燕國，封王則由太子扶蘇遙領，在太子扶蘇繼承大統之前，任何一個皇子只要功勳足以封王爵，則直接領燕國。反之，假如在太子扶蘇繼承大統之前，沒有任何一個皇子有資格封王爵領燕國，則撤消燕國，其所屬郡縣直接隸屬中央。

燕國是大秦第六個封國，但在封王資格上，始皇帝和中央沒有讓步，皇子功勳不足，就不能領封國。既然如此，始皇帝肯定會想方設法阻止皇子出京建功，這樣等到太子扶蘇繼承大統，第一個就可以撤消燕國這個藩國，為中央削藩開一個好頭。

加建封國是始皇帝和中央在“分封”上的讓步，可以滿足“分封”貴族集團的願望，而封王資格堅決不改則滿足了始皇帝和中央對“集權”的要求，因此這一妥協方案雙方都能接受。

九月上，始皇帝下詔。

在遼東遼西建封國燕國，太子扶蘇遙領。

從北疆調十萬北軍屯駐藍田大營，鎮戍京畿。

修改財政政策，以“與民休養”為宗旨，實施“輕賦薄徭”之策，其具體的賦稅政策，則隨同此詔一起公佈天下，即日執行。其他財經方面的修改政策，則陸續公佈並實施。

秋收尚未結束，新的賦稅政策已經傳遍大秦本土疆域，關中、巴蜀和荊宛三地郡縣馬上將始皇帝的詔書公之於眾並即刻執行。

大秦本土子民奔走相告。沉重的賦稅徭役已經壓垮了他們，但他們堅信，皇帝會想到他們，會記住他們為大秦付出的血汗，會在某個時候給他們以賞賜，為此他們咬緊牙關，奮力堅持。

今天，他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