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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在孫犁參加抗戰工作以後的那些年，他的父親照顧一家老小奔波、逃難，在他父親身上，就反映著這一形象的某些影子。在《囑咐》①裡，“女人”這樣向剛剛回到家來的丈夫描畫著公公的形象；“……爹叫你出去打仗了，是他一個老年人照顧了咱們全家。這是什麼太平日子呀？整天價東逃西竄。因為你不在家，爹對我們娘倆，照顧的唯恐不到。只怕一差二錯，對不起在外抗日的兒子。每逢夜裡一有風聲，他老人家就先在院裡把我叫醒，說：水生家起來吧，給孩子穿上衣裳。不管是風裡雨裡，多麼冷，多麼熱，他老人家揹著孩子逃跑，累的痰喘咳嗽。是這個苦日子，遭難的日子，擔驚受怕的日子，把他老人家累死。……”這樣的描畫，差不多也把孫犁的家庭生活敘述了一遍。

總之，戰火還在燃燒，但是，希望的日子也日益迫近了，這一點，就連農村一個不識字的老太太也感覺得到。孫犁在安平縣耿官屯訪問過一個人稱“李大娘”的抗日家屬，抗戰時，她送兒子參了軍，抗戰勝利後，兒子繼續同國民黨軍隊作戰。談到前途，她對勝利充滿了信心：“蔣介石會變也只是七十二變，八路軍是楊二郎，準能打敗他。”②人民是在生活中感到勝利已經向他們招手了，他們也就在生活的一切方面透過實際行動迎接勝利的到來：繳納公糧時，李大娘把碾細的米拿出來，糙米留給自己吃。

孫犁注意到，人民的觀念也在發生著變化。1947年，他在博野縣大西章村工作時，認識了一位貧農姑娘王香菊。她只有十七歲，天真，健康，態度安靜，對人親熱而愛臉紅。但是，晚上開會，孫犁在那邊說話，聲音稍小了些，她就喊：“說大點聲，叫我也聽聽啊！”確實，在鬥爭中，她變得勇敢了。從前，她不敢在地主的田邊走，也不敢走過地主的大門，她怕那些富貴小姐們恥笑她的衣衫襤褸；土改以後，她可以挺著胸脯在她們面前走過，因為這些從前命定上車都要人來攙扶的、不勞而獲的人，也必須到田野裡去勞動了。孫犁對王香菊的印象很深：“這個女孩子在對封建勢力鬥爭的時候，勇往直前，在分配鬥爭果實的時候，留心的是生產工具。分得土地以後，那時正是初秋，莊稼很缺雨，她整天整夜在園子裡用轆轤澆水，井水往上澆，她的汗水往井裡滴。一天黃昏，我走到她的井臺上，她喘息著吐露了願意組織起來走社會主義道路的願望。”①香菊的形象，在《澆園》②這篇小說裡得到了豐富和深化。她在井臺上吐露的這個願望，反映了正在形成的某種時代條件。

香菊有一位能幹的母親，但在她的家庭內部，又有一層奇特的關係。

香菊的母親三十七歲了，六七歲時，賣給比她大二十歲的香菊的父親做妻室。這在冀中，似乎並非個別現象，孫犁的小說《正月》③裡有過這樣的描述：“賣給人家，並不是找到了什麼富戶。這一帶有些外鄉的單身漢，給地主家當長工，苦到四五十歲上，有些落項的就花錢娶個女人，名義上是製件衣裳，實際上就是女孩子的身價。丈夫四五十，女人十三四，那些漢子都苦的像澆幹了的水畦一樣，不上幾年就死了，留下兒女，就又走母親的路。”香菊的母親，似乎就承繼了這樣的命運：丈夫並非有錢的人，做了一生長工，飢寒勞累，現在有了病，已經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工作。實際上，長工生活已經把他變成了一個傻子，除了默默勞作，整天也說不上一句話。孫犁在香菊家吃過十幾天飯，他發現，每天圍在一起吃飯的，是香菊的弟妹和她的母親、叔父。這位叔父四十一歲，沒有結過婚，而她的父親已經六十歲了。每逢吃飯，父親就端上個大碗，夾些菜，獨自到門外邊蹲著去吃，好像這裡的妻兒不是他的一樣。香菊有個三歲的小弟弟，整天抱在叔父懷裡，孫犁沒見過那年老的父親引逗愛撫這孩子一次。

顯然，這個家庭裡包孕著某些時代的悲劇。對此，孫犁慨嘆道：“農村的貧苦人家是充滿悲劇的，有妻室常常更加深了這悲痛。外人沒法體驗，也不能判定：香菊母親內心的悲痛深些，還是父親的悲痛深些。”“但這悲痛的來源就是貧窮，這在封建社會里是貧窮人家流行的一種痛苦。它是一種制度的結果，這種制度現在被打破了。”“有些人還好在赤貧的婦女身上，去檢查‘道德’的分量。追究她們是否偷過人家的東西，是否和丈夫以外的人發生過愛情，是否粗魯和不服從。他們很重視這點，惋惜這是窮人本身的一個大缺點。在‘道德’上，他們可能欣賞那些地主的女兒，大家的閨秀。”①應當說，孫犁這些議論，都說到了香菊母親的心上。在孩子中間，母親最愛香菊，土改以後，就更愛她了。有一天，她悽然地指著香菊對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