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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哈爾濱的猶太民族宗教學校到耶路撒冷的以色列

人文科學院》，以色列人文科學院副院長哈伊姆？塔德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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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樂街

我的朋友賈先生結婚後，便搬到了南崗的比樂街上，住在他的老泰山家。

先前，賈先生和我住鄰居，他住在河曲街。解放前，河曲街叫羅蒙索夫大街。我則住在與之比鄰的河清街上。過去，河清街叫涅克拉索夫大街，兩條街挨著。這樣，我們成了朋友。

後來，賈先生的父母雙亡之後，經街坊介紹，和南崗區比樂街上的一位寬臉的姑娘結了婚。那姑娘的肩、胯骨、臀部都很實。賈先生說，他就看中了這點，欣賞時心中有一種甜蜜的、充實的感覺。

我去過賈先生的老泰山家。那是一個圍著板障子的大院。先前，這裡住著一對比利時夫婦（只是住一家），有正房、耳房、倉房、煤柴棚、狗舍、廁所和菜窖，院門是一個雙扇的木大門。其中的一扇上另有一扇常開的小木門，小木門上還有一個小視窗，有事、來信、送牛奶，都在這個小視窗裡完成。

院子裡還有幾棵果樹和幾棵丁香樹。過去，到比利時人家搞住戶登記呀、人口調查呀、送信呀，每次都可以喝到他們夫婦自釀的果酒。

開始時並沒有這條街，這條街是這一對來自比利時的猶太夫婦踩出來的一條蒿草道，而且他們選址在這兒建了這幢房子。有了房子，路自然就有了。世界上哪幢房子不連著路呢？而且從這兒去附近的猶太會堂很方便。只是這條街當時還沒有街名，國外來了信，就寫比利時人的住宅某某收就行了，趕馬車的郵遞員會準確無誤地把信投遞到這裡。

估計那時候也沒有電話，至少這對比利時夫婦家沒有。而且，通訊在那個時代是優雅且溫暖的事，而今的手機也不能與之媲美。

城市逐漸地形成了，新宅新街也不斷地湧現出來。有了新街，自然就得有個街名。於是，當時的城市管理人員將教堂附近的街命名為教堂街，將巴羅金家門口的小道命名為巴羅金街（就是現在的巴陵街），將猶太人布魯西洛夫家門口的小道命名為布魯西洛夫大街（就是現在的中和街），將那個巴爾幹人家側面的那條小道命名為巴爾幹街。

城管人員到了這對比利時夫婦的家，推開小木門上的視窗，說，喂，記住，你們門前的這條道從今天開始叫比利時街了。

城管人員給新街起名時，自己也感到很有趣、很方便，住著哪國人就起哪國人的名字做街道名字就完了，而且郵遞員也不會因為有了新街名而搞錯。當然，也有避諱，像德國僑民住的地方還不能叫柏林街，猶太人住的地方也不好叫猶太街。於是就換一個名字，或者叫花園街（那個猶太人喜歡種花），或者叫思想街（那個德國猶太人愛思考），或者叫木柴街（那個法國人有個性，院子裡堆滿了木柴），或叫聾啞街（那個俄國猶太人是個聾啞人）。略一解釋，郵遞員就明白了。

比利時夫婦回國之後，這個院子裡一共住上了三戶中國人家。賈先生的老丈人和丈母孃只是其中一家。

賈先生的老丈人能說一口流利的俄語，他曾經在蘇聯待了十多年，然後回國和一個寡婦結了婚，生下了一個身材健壯、但性格極其溫和的女兒。女兒長大了，做了賈先生的妻子。

他們生活得很和諧。

一日，賈先生到倉房去找一件什麼東西，發現在角落裡有一個被挖開的洞。鐵鍬還扔在一旁，洞裡有一枚猶太徽章……

賈先生蹲在那裡仔細地研究了半天，然後，用鍬將土坑填好，踩實。

。。

問吧，親愛的（1）

哈爾濱，說它寒冷也好，說它曾是沼澤地也好，但這兒畢竟是一個相對祥和、相對安全，同時又頗為富庶的土地。所以，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到哈爾濱居住的並不全是清一色來自歐洲的那些為了躲避戰爭迫害的流亡者，以及他們在這裡“創造”出來的漂亮的、妙不可言的混血兒，其中也有不少來自長城那邊的中國同胞。

流亡在哈爾濱的中國人，大多是從山東、河南、河北，以及從雲貴一帶來這裡謀生的人。在這些人當中，“流行”這樣一句話，後來成了一句名言：“人挪活，樹挪死。”這是針對古訓“父母在，不遠遊”而言的。可是，當時的中國非常不太平，天災人禍，戰火四起，這才讓那些善良的老百姓人心不古，背井離鄉，踏上了遠離故鄉之路。

背景既然交代清楚了，我們正式開始講三個幾乎相關、但彼此之間又有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