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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當了這個大總統後，你們這幫人這個那個的折騰了一年多了，我這個總統說什麼都不算，什麼都得讓你們批准，現在倒好，直接讓我下臺，你孫中山何德何能啊，你給我面子，老子就陪你在共和的路上走走，不給面子，我就*了，你能把我怎麼樣？把黃興的陸軍中將給我擼了，把李烈鈞、胡漢民，柏文蔚這三個國民黨籍的都督給我免了，陳其美是反叛，免了都不行，想辦法把他給我抓了。

袁世凱共和信念本就不夠堅定，再這麼一推他，他就坡下驢，直接跟你翻臉了，形勢急轉直下，孫中山黃興等奮起反抗，二次革命開始了。

這裡要說明一點，孫中山在宋教仁一案已經走上法律程式，兇手已經被羈押的情況下，煽動各省獨立，武裝對抗北京政府，屬於典型的違法行為，是與共和政體背道而馳的。而袁世凱在得到這幾個省的國民黨都督有可能武裝叛亂的情報後，將其免職，屬於法律賦予的權力，合理合法，北洋軍人給全國人民的通電義正詞嚴：要知四萬萬同胞為求幸福而革命，非為擁戴一二偉人而革命。我軍人為保衛四萬萬同胞而贊成共和，非為推戴一二偉人而贊成共和……亂天下者，與天下共擊之。我輩軍人向不入黨，只知有國，不知有黨……如有傾覆政府，破壞共和之人，我軍人枕戈而待，不敢言勞。”這就使孫中山領導的二次革命陷入了即不合法，又不合理的窘迫境地。

袁世凱要錢有錢（剛借的），要槍有槍，要理有理，孫中山只有“革命精神”和“革命口號”，實踐證明了大鬍子馬老頭“物質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論斷，飽滿的精神最終沒有對抗過充裕的物質，怪不得*主義這麼快就傳播開了呢。

當年阿Q們跟著鬧革命，革命目的不過是“要什麼就是什麼，歡喜誰就是誰”。至於共和，連袁世凱都沒弄的太明白，普通百姓就更不知道其為何物了，宋教仁是誰他們不清楚，誰殺了宋教仁他們不關心，他們只想太太平平的過日子，誰破壞我的太平日子，誰就是壞蛋，很顯然積極維護政府權威，被動應戰的袁世凱成了老百姓心裡的“好蛋”，打敗亂黨反賊，重建國內和平就成了大家一致的願望，於是沒有得到群眾支援的“壞蛋”們匆匆失敗，流亡日本，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討袁軍總司令黃興，在南京保衛戰最為激烈的時候，再次丟下部隊，逃之夭夭。

再說這袁世凱，　10月6日，袁被新國會選舉為第一任正式大總統。11月4日，袁世凱以“叛亂”罪名下令解散國民黨，並驅逐國會內國民黨籍議員。國會由於人數不足而無法運作，不久即被解散。經這所謂的“二次革命”，北洋勢力迅速的滲透到全國各省，不僅打破了南北對峙的局面，原來各省自行其是，截留稅收，所造成的中央政府的財政困境，也因此而大為好轉，在清帝退位之後，中央政府的權力和影響力首次可以覆蓋全國，而先烈們為之奮鬥的“共和”卻漸行漸遠。

梁漱溟，當時的小梁，後來的梁老，曾在1922年一次公開演講中說：“現在很清楚擺在外面的，就是武人勢力的局面。至於說到助長這種武人勢力的原因，卻不能不責備革命先輩，他們無論如何，不應用二次革命那種手段。二次革命實在是以武力為政爭的開端。從此以後，凡是要為政治活動的，總要去奔走武人的門下，武人的威權從此一步一步的增長，到現在而達極點。”

《臨時約法》本是套在北洋系頭上的緊箍咒，在“二次革命”之前，袁世凱政府始終不敢公然違反，而“二次革命”卻使得袁世凱眾望所歸的將所有的制約體系拆除，軍人干政成為了政治生活的常態。

隨著孫中山的流亡，北洋勢力的鞏固，國內相對太平下來，但國際上又有事了，1914年下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

他們打群架，關咱們什麼事呢？問題是架不住他們在咱們家打群架啊。膠州灣不是德國的租借地嗎，日本說了，德國敢和我哥們英國宣戰，實在不把我們兄弟放眼裡，你們中國軍隊從膠濟鐵路沿線撤出吧，把山東省黃河以南地區劃出來當戰區，我要和德國打一架了，這不扯淡嗎？話音一落，人家也不等你北京政府回話，直接就在龍口登陸，和德國打起來了。因為這一地區本就屬於德國管理的區域，北洋勢力並不存在，此時只好宣佈山東半島濰縣以東地區為日德交戰區，以西為中立區。繼而再次宣告膠濟鐵路除濰縣以東為交戰區外，自濰縣至濟南段由中國暫行管理。別看北洋軍對方孫中山的革命黨輕輕鬆鬆，可日本人根本不正眼看你，我打仗需要，所以必須由我管理，英國人這時也從嶗山灣登陸了，英日聯合起來在中國的土地上痛揍德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