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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搭便車問題的邏輯看似有著很強的說服力，但人們的行為卻跟它的諸多預測形成了截然的對比。例如，2008年1月，參議員巴拉克·奧巴馬在總統選舉活動*獲得超過來自250　000人次、總計320萬美元的捐款，幫他競選的志願工作者更是不計其數。其他競選活動也因為支持者們主動把狹義自利踢到一邊，獲得了類似的好處（當然，可能不如奧巴馬這次來得聲勢浩大）。

自利模型的死硬鼓吹者有時會反駁說，因為主動參加競選活動，志願工作者們收穫了各種個人利益。比如，他們經常碰到有意思的人，或者知悉了誘人的就業機會。至於鉅額捐獻者，要是他們支援的候選人勝出，說不定會得到駐外大使或其他重要職位作回報呢。

說得沒錯，而且很適合形容那些競選經費“打包工”——也即從親朋好處籌措到數十萬美元的捐款人。可還有數以百萬計的小額捐款人又是怎麼回事呢？那位南卡羅萊納州的老婦人，給自己挑選的候選人寄了三美元零一分，顯然沒指望來年1月總統會指派自己當駐英大使。有的志願工作者在家為其他選民提供電話諮詢，或是負責其他沒什麼社交機會的任務，他們又是貪圖的什麼呢？

從傳統自利模型的角度出發，這種行為相當於地理學上絕不可能發生的“河水逆流”現象。可人們常常熱切地渴望參與一些超越自身的宏大活動，而且它也並不僅限於政治領域。比方說，我們經常看到體育迷們罔顧成本效益計算的標準，搖滾樂隊的歌迷們也一樣。

遊走於經濟學、心理學、社會學及其他學科交匯地帶的研究人員對集體行為的反常本性提出了一些有趣的看法。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的經濟學家阿爾伯特·赫什曼（Albert　），是首批嚴肅研究此類現象的學者之一。1982年，他在《轉變參與》（Shifting　Involvements）一書中承認，利己主義在某些時代的確是支配性人類動機。可隨著時間的流逝，不少人積累起了越來越多的物質商品，但同時開始體驗到失望感。每當消費標準提高，人們必須更辛勤地工作，才能勉強維持當前的地位。壓力增加，人們越發不願向公共領域貢獻資源，情況一步步走向惡化。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有覺悟的消費者也更容易接受來自社會運動組織者的呼籲。

最終，引爆點到了，赫什曼說。越來越多的人放棄了對個人利益的拼死競爭，把精力投入到集體目標當中。“搭便車”問題無法再阻止他們，不光因為他們減少了為個人消費賦予的價值，也是因為他們從獻身公益事業中找到了滿足感。如此一來，自利模型認為是成本的東西，公益積極分子們卻認為是好處。

按照赫什曼的說法，類似的心理動態左右著集體行動的追求。有些時候，支持者數十年如一日地投身某一社會運動，可到了某個時刻，他們開始變心了。這種現象的原因之一，大概是界定高尚行為的標準隨著社會環境發生了變化：積極尋求公民道德的人越來越多，靠參與志願工作很難再贏得道德上的讚許。部分受挫的志願者放棄了社會運動，轉而追求個人利益，剩下的追隨者也感到了壓力，想要半途而廢。到了這個點上，整個迴圈又從頭開始。

赫什曼對美國20世紀的社會運動進行了一次非正式調查，他得出結論，這類迴圈的平均持續時間是20年左右。也有的時候，某一模式的重現週期更長。

不少人認為，民眾對奧巴馬呼籲全民參與的態度，跟20世紀60年代約翰·肯尼迪總統發起類似呼籲時一樣。那時也有許多經濟學家滿心懷疑。比如諾貝爾獎得主米爾頓·弗裡德曼1962年寫了《資本主義與自由》（Capitali*　and　Freedom），開篇就引用肯尼迪在就職典禮演說中的著名段落，“不要問國家能為你做什麼，要問你能為國家做什麼。”弗裡德曼覺得這個說法真是莫名其妙，絕非“自由社會中自由公民值得奮鬥的理想”。

“自由的人，”他寫道，“既不會問國家能為自己做什麼，也不會問自己能為國家做什麼。”

奧巴馬參加總統競選所掀起的熱潮，似乎給某些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