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第1/4 頁)

倘若你請反政府人士從公共政策十大戒律中舉出最重要的兩項，他們大多數人會選擇（1）公共支出應當在絕對值上維持最低水平；（2）國家不應當把收入從富人手裡再分配給窮人。

沒有政府會認真對待這些戒律。可它們給公共政策決策造成了顯著影響，美國尤其如此。可惜，這些影響的作用方向，恰恰有違反政府勢力的本意。

問題在於，不違背這兩項戒律，許多成效斐然的公共政策是不可能制定出來的。所有重大的政策調整必然會使一部分人受益，使另一部分受損。倘若贏家的收益遠遠大於輸家付出的成本，那麼我們總可以找出解決辦法，讓所有人都邁步向前。可這些解決辦法往往牽涉到提高稅收，把收入轉移給窮人。

限制汽車排放的規定就是一個切題的例子。因為這種規定提高了汽車的價格，大部分地區的立法機構都將陳舊車型排除在外，以免為低收入者（畢竟，開舊車的人大部分都屬於低收入者）帶來無法承受的成本。然而，豁免舊車給社會帶來的成本，遠遠超過了它給窮人帶來的福利。

舉例來說，全洛杉磯儘管只有不到10％的汽車使用年限超過15年，但它們卻帶來了半數以上的煙塵。豁免這些舊車，必然需要對新車施以更嚴格的標準。可減少新車排放的廉價方法，能用的都已經全用過了。根據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研究，想透過進一步收緊新車標準來使空氣質量達標，所需成本是取消舊車豁免政策的好幾倍。

憑藉對高收入司機提稅，政府可以向低收入司機提供購車補貼，讓他們報廢舊車，買一輛新近生產的、排放更清潔的二手車。這樣一來就不用對新車加以昂貴的排放標準，由此能夠省下不少錢，遠遠超過了向窮人提供補貼需用的稅款。富司機和窮司機實現雙贏。

問題在於，這樣的舉措違反了本文開頭提到的兩條戒律。到目前為止，反政府人士還佔著上風。他們以支援經濟效率做藉口，限制政府預算，阻止對低收入家庭的部分再分配。可在這個過程裡，他們其實在掏空每個人的口袋。

有人以為，小政府跟經濟效率是同義詞。非也。誠如排放標準一例所示，經濟效率有時要求政府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類似本例的情況，在美國普遍存在。以醫療保健為例，美國採用的私人保險制度比其他所有工業國家使用的“單一給付制度”（single…payer　system）成本高得多，結果卻糟得多。但改用單一給付制度要求提高稅收，為低收入公民增加福利，故此也就違背了兩大戒律。結果，到目前為止，美國仍然用著一套人人都覺得運作不良的醫療制度。

在反貧窮政策方面，大多數經濟學家都同意，提高勞動收入稅收減免（earned…ine　tax　credit，簡稱EITC）是改善貧苦勞工階級生活標準最直接的方式。有了這一政策，那些收入低於標準的民眾可以從一般性稅收收入中獲得津貼。它跟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的做法不同，不會打消企業僱用勞工的積極性，這也正是EITC最大的優勢所在。可惜這麼做就意味著對其他人增稅，違反了兩大戒律。

由於最有效的反貧窮政策在政治上註定無法實施，不少經濟學家轉而支援起了立法機關提高最低工資的議案，這在十年來還是第一次。如果這一議案得以透過，反政府勢力又可以彈冠相慶了：他們阻止了聯邦預算的再次增長。只可惜這是一場毫無意義的勝仗。因為提高最低工資標準跟提高勞動收入稅收減免不同，它不僅限制了技術工人工作崗位的增長，還提高了技能工人生產的商品價格。總而言之，提供提高勞動收入稅收減免的總成本要便宜得多。

反政府勢力還阻止政府採用能為全體民眾帶來更佳結果的能源政策。比如，不管政治立場如何，所有的經濟學家都認為，對汽油課重稅能減少交通擁堵現象，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加速節能技術的發展，減少對進口石油的依賴性。當然，它也會給低收入家庭造成很多經濟上的不便，所以有必要為這些家庭轉撥津貼。但徵收燃油稅，為低收入家庭提供津貼，顯然違反了兩大戒律。所以直到今天，美國的燃油稅仍然比其他工業國家低得多。

*力量限制了政府給低收入家庭帶來的經濟苦難，這當然是好事一件。但有時候，叫這些家庭承受部分不便，能為整個社會帶來大得多的收益。這種時候，我們總可以設計出讓人人都過得更好的解決辦法。但不違反兩大戒律，我們不可能將這些辦法付諸實踐。

為了解決同一個問題，私營部門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