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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就是知識對中國現代化實際上非常重要。你投身到這樣一個程序中去，你的人生就很有意義。同時在這個過程中，我也認為從事這樣的職業，最好的方法不是從事科研、從事政治，而是從事一個現代企業。這其實是很簡單的一個過程。當你有這樣一個準備的時候，比如像網通這樣的機會來找我時，我顯然是心動的，因為它符合我多年以來的思考。不過，我也有半年的時間在猶豫，因為我要考慮怎樣給亞信的投資人一個交代，考慮管理層要怎麼解決，丁健能不能接過來，是由丁健接還是別人接。我在這些方面的問題考慮更多一些。但是對網通這個事情本身，當時我聽到後，幾乎立即就得出結論，這就是我應該做的事情。

科技創新和體制創新相結合

蘇小和：你在網通做了八年，很瞭解中國國有企業的現狀了。以你的視角看，今天中國國有企業應該按照怎樣的路徑去改進？

田溯寧：這個問題，人在不同的階段會有不同的認識。八年前，我記得當時跟管我的嚴院長說，希望他管網通時，像管一個市場化的公司一樣來管。我沒有說私營企業，因為這個話題太敏感了。他問怎麼管，我說，就像你管聯想這樣去管。當時我為什麼有膽量加入網通，也是因為有聯想這個先例，而且也是科學院主管的，當時嚴院長說完全沒問題。當然這個東西也不是特別理論化，不是系統的東西，就是光憑一種感覺。在這種感覺下，就提出了一種口號，我記得當時我們的胸牌上寫著網通的使命：“科技創新和體制創新相結合”。我們要在中國探索出一條新型國有企業的道路，為中國資訊現代化的使命服務。

李彥宏的底線（13）

新型國企是什麼？有很多形式，比如是股權的多樣化、法人治理結構等等，這個好像十四大的時候就提出來了，十五大提出現代的法人治理結構。經歷過這個階段之後，我現在覺得它不那麼簡單，遠比這個複雜。實際上你要繼承傳統的體制，這種體制是這麼多年摸索出來的，可以說是比較成功的，黨是這種體制裡的一種核心。另一個問題，國有企業都是國民經濟的核心領域，無論是電信還是石油、交通、運輸、銀行，都起著宏觀調控的作用。在中國這樣一個傳統至上的國家裡，我們不僅僅有黨的傳統、建國之後的傳統，還有幾千年的文化傳統。人們都希望有一個公平的格局，這可能就是一個模糊的所有制一直佔據主導地位的原因吧。

蘇小和：我很理解，所以我們一直在建設一個無所不在的大政府，指望政府來實現公平。

田溯寧：大政府這樣一個概念更加複雜，對於國有企業到底應該怎麼考慮，我在這個過程中，剛開始肯定是比較理想化的一個實踐者。在實踐過程中，有一些經驗，也走了很多彎路。但另外一方面，這個過程給了我一個特別切身的經歷，對自己的世界觀、對自己看問題的方法有了更加客觀的認識。在一個現實中，怎麼能夠妥協？我記得當時給自己定了一個目標，這個目標現在想起來我也很自豪，就是我能夠平平安安地完成我的國有企業這樣一個經歷。不是被人家趕走了，幹不下去了，不是有很多爭議，也不是打得一塌糊塗，而是你要做一些事情。所以我當初想，網通一定要完成上市，這是我對自己要求的一個很好的使命。

而且，我這個班子裡的成員對我基本認可，與我的領導張春江處得很好，從他身上我學到很多。同時，在我到了一個新平臺的時候，還能跟網通的這些領導、員工，包括國資委的領導保持一個好的關係。這在我的事業裡面，不能說是上了一個臺階，但也不是完全沒有關係的一件事情。最後我這幾點目標基本都達到了，就是網通完成了上市。

現在想想，在網通的工作對我來說也是很大的一個經驗，在這樣一個複雜的情況下，怎樣才能又要按自己的理想做一些事情，又要跟各方面去妥協，然後在這個過程中要做一些比較前端的事情。當時網通收購亞洲海纜，包括跟西班牙電信的合作，以及和電訊盈科的合作都是非常有爭議的，包括期權制度，但是你不做這個事情不行。那應該如何做這個事情？要有一定的創新，又要在各個體制的範圍之內。這一點對我來說是很大的一課——學會了怎麼把握，怎樣能夠和政府部門進行很好的交流，同時又能保留一些自己理想主義的東西。如果這一課我要是沒有補上，那我對中國的認識、現實的認識還只是會存留在表面。今天，無論我做投資還是包括跟各個方面的交往等等，在國有企業工作的這一課我是受益匪淺的，它對於我的人生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課。

記得當時我和一個朋友在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