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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了，華遠接下來怎麼發展？

任志強：我們現在持續發展的問題最主要是把身子以下的胳膊、腿兒都做紮實了，我們集團公司現在沒有直接業務，全是投資，就是投資分紅。股權比例我只有40％多，我不是最大決策者，可是這個私有的激勵機制可以讓他們做得很好。國有股跟著分紅就行了，他們私有股權佔大多數，他們不會把這個企業做垮的，賠的時候他們也在賠。他們分錢的時候我就跟著分錢就行了，所以國有企業在這種情況下是非常好的。比如我們的風投，大量的國外企業去投股權基金，它會做控股嗎？它不會，永遠不會，什麼意思？就是說我的本事不如你，讓更專業的人員去管理公司，你賠大頭的時候我才賠小頭，你要不賠我就跟著賺錢，就是這個意思。所以我認為國有企業這塊，如果把它的資本除了每年的分紅要對付政府的公益事業以外，剩下的部分都投到下面去，讓它有選擇地去做一些事情，自主經營。這樣的話就必保能賺錢，每年分紅就夠了。

當然我還有一些維持費用。比如說我還有一些房子，在集團名下，我還可以出租，收到一些租金。我維護管理這些費用還可以從這裡拿到。不分紅我也能活著，分紅的話我每年為國有資產增值保值，我就完成任務了。給我規定得很清楚，就是我不能賠錢，我只能增值保值。我投到下面，可能不控股更安全，控股有時候你要自己做決定，決策錯了你還要承擔很多責任。不控股相對來說它只要經營得好，你就能分錢。那麼我分回來的錢有的時候是它決定的，決定我怎麼花，有的時候我可以決定剩下一部分錢怎麼投，而我決定怎麼投的時候就是我要賺錢的時候，決定怎麼花的時候是它說放在哪兒，我就不管，這個責任我也沒有，它決定錢全乾公益事業我也沒辦法。

比如說修帝王廟我也掏一百萬，那是個政府的文物工程，比如說給殘疾人協會和紅十字會、慈善協會等，我們每年就掏錢，掏就掏吧，這很正常，我沒覺得這有什麼問題。

我們一直在做開啟官智的工作

蘇小和：我看了很多你的言論，看完以後很有感觸，我覺得你的受眾不應該是網上開口罵人的網民，而應該是官員。中山大學的袁偉時教授說過一句我很喜歡的話，他覺得我們更多的應該是開官智，而不是開民智。你的很多言論，有沒有一個初衷，就是讓更多的管理層聽到？

任志強：我們的目的就是這樣。我們很早就介入了這樣一些政策性的問題，此前我們就做了很多制度上的突破。比如說我們華威大廈當時有很多個第一，*簽字，全國第一個交鑰匙的總承包工程，而且是境外的；比如說1993年朱基說國內要緊縮的時候，我們和華潤合資，我們合資也是突破了外資企業必須有合資年限、投資總額這兩項。我們第一是股份制的，股份制就沒有投資總額，因為我要不斷地擴大資本，也沒有合資年限。股份制控股沒有辦法做合資年限，所以我們把外資合作的限制突破了。

我們在境外上市的時候甚至引發國家出臺了一個紅籌股制約檔案，這個檔案是專門針對我們的，就怕我們類似的事情又出現。華潤進來的時候算外資，但是它又是財政部的國有資產。所以在境外上市的時候沒有經證監會批准。證監會認為國有資產出去上市應該經過批准，但是華潤集團認為1946年，解放以前就在外面，進來的時候按外資算的，在香港上市是理所當然的，本來就是外資的一部分。所以在20世紀90年代的時候，我們突破了很多法律上的障礙。

任志強的邏輯（13）

那個時候我們就發現，我們很多制度上的缺陷是要透過企業的實踐和努力去給它一條路。要是沒有實踐和努力，是突破不了法律制度的，這個法律制度如果不碰，就永遠是那麼僵死。因為在改革過程中，最早是小平同志說的，摸著石頭過河。我既然摸著石頭了，我就要過河，就要突破它。那個時候我們就很重視，要對現有的制度進行一些改造，這樣的話才有可能讓它更市場化。

我記得第三次全國房協的大會上，那時候俞正聲剛任建設部部長時間不長，會上我們當時就提出對1998年23號檔案的質疑。他當時非常反感，所有人都一片反對聲。他們到了香港的時候，甚至去跟華潤的老總說，這個任志強不行。但後來我出的第一本書是俞書記幫我寫的序，他現在是上海市委書記。很有意思，經過多次的撞擊和磨合以後，他們認為我的有些想法是對的。

蘇小和：還是先前提到的，你的很多觀點來自於實踐，這比辦公室琢磨出來的要鮮活。

任志強：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