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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強：我覺得我的定義還是在企業上，為什麼我們能提出這些學者提不出來的問題？是因為有一個平臺。要沒有這個平臺，我是提不出來的。你不要以為我有多少本事，我的本事是源於我有這麼多資源。

我們有很多協會，比如中城聯盟等很多商會，它們有更多更多的企業跟我做的是一樣的，它們可以反映出很多很多共性問題，而不是我一個企業單獨遇到的問題。這樣我才有條件，有可能去做這樣的一些修改和評論，或者說是我們能提供一些資料和研究報告，否則我們是沒有基礎的，你要單獨說我脫離企業這個平臺去做一個學者，我覺得沒有根了。

我不是經濟學家，他們有充分的理論，找一個樣本就能分析出來很多的東西，我是需要用一大堆實踐的東西，來抓出其中的一點、兩點。這兩個角度是不一樣的，一個是有系統的理論知識，用系統的理論知識、用無數個工具測量經濟的成分，我們反過來是從每一個成分裡頭得出來結論，應該是這樣一個組合才是最好的，所以這兩者是一正一反的東西。

你要說完全讓我脫離實踐以後去做這種事情，我也不行。我和他們不一樣，他們腦子已經很滿了，而我還等著實踐去填充。

任志強的邏輯（14）

蘇小和：這剛好反映了一個現實，就是有可能我們的學者太書齋了。

任志強：也不完全是。我們經常要就一些問題去請教學者們，像天則所的會議他們會請我去參加。為什麼請我參加？因為我是從實踐的角度去提出問題，對他們有幫助。他們從理論方面提出問題對我也有幫助，兩者互動。包括五十人論壇，這都有互動幫助。也有一些企業家做理事，出錢，讓經濟學家來幹這個事，然後兩者互相參與，直接地討論對撞，提出不同意見，防止你犯錯誤，也防止我犯錯誤。

蘇小和：我看了你的書，純粹從學院的角度來看，給我的感覺還是太碎，太迎合市場，太迎合熱點。我跟你聊了這麼久，感覺你還是有可能，也有能力讓自己的學術體系化、學院化的。為什麼不這樣做？

任志強：因為我們是實踐者。我們肯定會注重和實踐相關的事情，我要提出的問題和我的現實沒有什麼聯絡的話，那就沒意義了。

我不是一個理論學家，我要承擔經濟責任，承擔經濟責任的前提就是說我必須讓現行的政策對我的經濟責任有一定的益處，所以我會更多地分析現實的東西，這些政策對我的企業的執行和經濟的發展有什麼影響。我更多是偏重這個東西，我不是把它擱在一個高深的理論角度，我要對政策提出批評，某個政策可能對市場不好，或者這個政策有利於市場發展。但是經濟學家可以不管這些。我們認為很多經濟學家是看資料、喝茶，他並不知道底下已經失業人員的一些困境。

蘇小和：經濟學家可能更多地來自於對歷史的考量，而你更多來自於對當下的關注。

任志強：經濟學家不知道每一個員工的工資收入或者失業時候的處境。他們沒有辦法去解決這個問題，所以他說出話的時候可以負責任，也可以不負責任。他說我不是決策者，我只是建議。如果這樣讓決策者按照他的意見做的決策，可能是一個失誤，讓更多的人失業。我們可以看到《勞動法》，第一個傾向是公平第一，現在傾向於保護就業，看看那些細則，細則實際上已經和原法有一個轉變，從保證公平開始轉變為保障就業。

蘇小和：中國人這幾年一直在公平和效益兩方面吵架，一直左右徘徊，不知道怎麼做。

任志強：這兩者之間造成一個很大的矛盾，就是因為坐在辦公室裡頭不知道情況。如果嚴格地按《勞動合同法》執行，第一要檢查的就是我們的奧運。奧運有多少人在加班？所有人都是超時的，但是他又是志願者，你又不給他錢，正常工作人員你也不給他加班費，對不對？這沒有辦法檢查的。

一定要了解我們自己的歷史

蘇小和：我曾經在《南方週末》寫過田溯寧，當時寫的時候沒有去跟他溝通，只是圍繞一些材料，做了一個評析。一年以後，他說：“小和，你的文章我有印象，你寫出了我自己一直想說但不方便說的話。”田先生在網通做了八年，最後基本上是以失敗退出。現在網通這個企業基本上處在一個煙消雲散的狀態。作為一個旁觀者，我真為田先生惋惜，因為田總很有才、很有激情，網通是他在中國的最大產品，可是他做這些事情出了問題。你怎麼看待這些現象？

任志強：我覺得他可能一開始爬得太高了。什麼意思呢？作為企業管理者，我們是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