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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寂仍是一片死寂。銷售總監掃視著他的產品主管們，他們都忙著埋頭記筆記，以躲避發表意見。傑夫不大有信心地試圖為我的文案辯護：“當然還有最後的唱名‘嗯，麥多納’，在此就不另提了。呃，我們認為，如果讓那些俏麗佳人的代表們同時進行非常知性的談話，一定更有意思，而且要知道，戶外的體育活動如今越來越成為主流。另外，這指令碼還可以提供其他的可能性，例如，法國小姐們討論地理政治，大談1918年的不列斯特－利托夫斯克條約；猛男脫衣舞表演劇團　（Chippendales）一邊討論裸體怎樣同時作為身體解放以及後現代的異化否定，一邊光溜溜地展示著他們的肌肉；等等。這挺有趣兒吧？”

那些主管們此時開始按照他們的官職順序，輪流發表意見：“還可以”，“不錯”，“我沒被說服，儘管我明白它要說什麼。”“這是個可能的思路”……我注意到，他們就像鸚鵡一樣，每個人都重複他的下屬所說的，一直到杜勒為止。這位老闆倒是根本不同意他屬下的意見，他問：

“為什麼要使用幽默的方法？”

他問得沒錯，我要是他，我也不覺得有什麼好笑。我忍住逐漸升起的噁心感，試圖論證我的觀點：“這對您的牌子有好處。幽默能讓您顯得可親，而且更有助於記憶。消費者更容易記住讓他們好笑的東西，之後，他們會在晚餐上、辦公室、課間休息時重複這些笑話。你看那些鬧劇有多火，人們進電影院就是為了找樂……”

此時，阿爾弗雷德·杜勒擲下一句不朽的名言：

“對，可事後他們不會去買膠片吃。”

我請他原諒，我得去趟廁所，同時想：“你這他媽的王八蛋，你在我的書裡可贏得了一個位置，而且是個明顯的位置，就從這一章開始。阿爾弗雷德·杜勒是堆臭大糞。”

所有作家都是告密者，所有文學都是洩密。如果不是為了往送給我的一鍋湯裡啐唾沫，我不知道為什麼還要寫書。事實上，我曾經是眾多事件的目擊者，而且我認識一位夠瘋的出版商，允許我將這些娓娓道來。起初，我沒有任何要求。我身處於一個機制當中，這個機制會將所有攔路的東西都予以搗毀。我從未認為我能夠安然無恙地脫身。我曾到處詢問，想知道誰有力量來改變這世界，直到有一天，我意識到這個人也許就是我自己。

《￥19。99》第一章我4

總的說來，他們的想法就是要摧毀森林，代之以汽車。他們制定這個計劃並無任何意識，也沒經過深思熟慮，而且更糟的是，他們根本不知道目標在何處，但仍吹著口哨，向前進發。他們身後，即使是酸雨肆虐，也跟他們沒有任何干系。地球史上，所有國家的公民第一次擁有了同一個目標：掙到足夠的錢，以便能像廣告裡那樣活著。其餘的都是次要的，反正要承擔後果時，他們已經不在了。

有一點我要說清楚，我並沒有在進行自我批判，也不是在做一個公開的精神分析。我寫的是世紀頑童的懺悔。我用“懺悔”一詞，絕對是天主教意義上的。我想在滾蛋之前完成我的靈魂救贖，我記得聖經裡的路加福音：“一個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這樣為他歡喜，較比為九十九個不用悔改的義人，歡喜更大。”從此，我惟一能接受與之簽訂無限期合約的，就是上帝。

我要讓你記住，我曾經也試圖去抵抗，儘管我明知參加這樣的會議就等於同意合作。你只要在那些病態的、帶空調的大理石會議廳裡，在他們的桌邊就坐，你就等於參與這愚民的過程。他們好戰的字眼讓他們露出心虛的馬腳：他們談宣傳戰、目標、物件、衝擊力、計劃目標、第一波攻勢、第二波攻勢。他們害怕被吞噬，拒絕被吸血。我聽說，馬爾斯（Mars）公司（是個巧克力生產商，馬爾斯是希臘神話中戰神的名字）那裡，把一年時間分成十二個P，每個P有三個S；他們不說四月一日，而說“P4S1”！這簡直是一幫匪軍，正在打第三次世界大戰。請允許我提醒你們，廣告作為毒害大腦的一門技術，雖然是由美國人亞伯特·戴維斯·拉斯克爾（）於1899年發明的，但它的高速發展還是得力於三十年代一個叫約瑟夫·戈培爾的傢伙：為了說服德國人民去燒死所有的猶太人，戈培爾可謂是個傑出的廣告文案策劃人員：“德意志高於一切”，“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領袖”，“勞動賦予自由”……記住，不要拿廣告開玩笑。消費與消耗本沒有什麼大區別。

有時，我覺得我也許能成為掉進齒輪裡的一粒沙子，或者是繁殖力旺盛的巨獸胃裡的一條蛔蟲，甚至是摧毀全球市場的特種部隊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