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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有非凡的才幹才行。此外還要能夠讀寫精算，瞭解各地的地理及人文風習，具備強烈的市場意識和資訊資源，能對時局及時進行準確的預測，擅長有效的公關交際……做到這些，商人必須是人中之強者、智者。這些經商素質，僅有勤勞和儉樸是遠遠不夠的，還要有厚重的知識底蘊來支撐。

山西榆次常家“世兼儒賈為業”，重商不輕學，重學為經商，恪守“吾家世資商業為生計”的祖訓，走出了一條商學互補的路子，不斷為其商號培養出了德才兼備的子孫。繼承祖業，或棄官，或棄文，皆以商為本，200多年竟長盛不衰。

常氏尊師重教，為子弟提供了優越的學習條件，其目的不是“學而優則仕”，而是為常氏經商活動培養人才。九世常萬已、常萬達兄弟在就學時，學習成績優良，但學成立後未去參加科考，而是隨父親常威到張家口經商。由於常氏兄弟有文化，經商多謀略，後來常萬已創立“十大德”，人稱“南常”；常萬達創立“十大玉”商號，人稱“北常”，一南一北成為晉商中一支勁旅。他倆的堂兄弟常萬育，讀書時“用力甚勤，人皆許其能遠，母獨命學陶朱術”，他經商20年，很有成就。

即使已取得功名的常氏子弟，仍以經商為榮。十二世常麒麟，已選拔貢，需赴京入國子監，但他棄儒為商。其子常繼豐，少年就學時，詞章粹美，但他考入國子監，後又實授“遊擊”之職，仍然棄官經商。常氏子弟恪守“吾家世資商業為生計”的祖訓，堅持以學保商，對商業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

常氏十二世常立教學貫經史，有經世之志，參與著名的公車上書，一腔報國熱情不減；常運衡雖為袁世凱管過錢袋子，卻不醉心於此；常立訓曾被推為晉商領袖，他“蓋不以一時之致富為可矜”，面對“千古未有之變局”，他接受了學以致用的新思想，走上了實業救國的新路子，久為晉商之楷模。

像常家這樣的“儒商”在晉商中不在少數。又如祁縣喬家“在中堂”，也一貫重視子弟的讀書，至今留有“讀書滋味長”、“百年樹人”的門額。在“映字輩”喬映霞主家期間，改變了傳統私塾只教四書五經的習慣，增設了實用的數理化及文史，還有英語等課程，不僅其子弟可上學，喬家的媳婦也可聽課。待完成中學學業後，便外出上大學、留學。喬氏子弟的文化程度都相當高，僅映字輩就出了兩名大學生，下一輩大學生就更多了。這些子弟學成後，大多依然繼承祖業，從事經商。為“在中堂”的發展傾心盡力，是其讀書的真正目的。

晉商普遍注重子弟的書本知識學習，更注重其經商才能的培養。他們一般在子弟學習了一定的書本知識後，便讓其涉足經商，在商海中，讓其增長知識。他們深知，書本知識，尤其是那些只注重修身養性、內心感悟的內容，是難以產生真正的效益的。商海無涯，對知識和智慧的需求是無限的，僅僅從書本上，是不能學到致富的知識的。只有直接面對市場，才能把握和造就市場。因此，晉商子弟，早早就“棄仕而就商”，“挾資運遊”了。他們以先輩為榜樣，在市場這所大學校經數十年的礪煉，具備了繼承和發展祖業的才幹，並承擔著培養接班人的重任。

總的來看，晉商家族雖然重商，但也不輕學，他們是商學結合，學中有商，商中有學，因而商人中不乏有學問之士。就連舉人出身、任教20餘年，自命不凡的劉大鵬在其《退想齋日記》中也承認：“餘於近日晉接周旋了幾個商人，勝餘十倍，如所謂魚鹽中有大隱，貨殖內有高賢，信非虛也。自今以後，愈不敢輕視天下人矣。”

學而優則商，造就了一個個世商巨賈，也造就了精明、誠信的晉商群體。在官本位的社會中，學而優則商是叛逆更是突破，是異類更是新生。當重商成為時代的強者的時候，財富時代就來臨了。晉商之所以能500年雄霸商界，無疑有“學而優則商”之功。以商為本，以商選人，晉商豈有不興之理？

商學互補，重商不輕學（2）

有學識，有謀略，眼界廣，善決斷，可以很有效地拉近自己與成功的距離，在生意場上少走彎路。一個學識粗淺、見聞狹隘的商人，他既不懂得怎樣設定場面，創造氣氛，也不知道怎樣招攬顧客，更不知道怎樣樹立自己的信譽，衣飾粗俗，出口粗話，這樣，顧客未進門也許就給嚇跑了，還能賺什麼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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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賈相通，商而優則仕

對於儒和賈，明清社會上的一般看法是“儒為名高，賈為厚利”，認為儒、賈追求的目標不一樣。但一些晉商卻提出了儒賈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