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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窮困無聊，不能得志以行其道，每至歸咎讀書。”由此可以看出，晉地重商的風習既濃厚又普遍，“是以應考之童不敷額數之縣，晉省居多”，令這位大儒扼腕痛惜。

明代山西商人王文顯說：“商與士，異術而同心。故善商者，處財貨之場，而修高明之行，是故雖利而不汙……故利以義制，名經清修，各守其業，天之鑑也。”由於這種觀念上的獨特與前瞻，山西人在行動上就顯得坦蕩而自信。

比如山西介休侯氏的侯培餘，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考中副榜，精明練達，頗有才華，棄儒就商，開始創造了侯氏的輝煌。侯培餘開設帶有“蔚”字的蔚泰厚、蔚豐厚、蔚盛長商號。道光初年，侯培餘又適應市場變化，把蔚字號均改為票號，又經過其子侯蔭昌的大力經營，業務飛速發展，使蔚字號成為國內著名的票號。

生意興旺的同時，侯培餘在舊堡東門路北和新堡又修建了三處宅院，個個巍峨華麗，前庭後院，過廳書房，富麗堂皇。新堡新院過廳有一副對聯：“讀書好經商亦好學好便好，創業難守成亦難知難不難”。這副對聯形象地道出了培餘讀書治家理財的才能，也反映了山西人在兩“好”之間的取捨標準。於是，一批又一批三晉才俊之士毅然決然地棄儒就商，走出了一條新型的人生之路。無論是已入國子監就讀的監生，還是已在府、州、縣學考取的庠生或諸生，皆義無反顧地棄文經商了。那些尚未入學的孩子，也把經商視為成才之路，而非讀書做官這一條途徑。

山西榆次富商常氏，世世代代把家族中最優秀的子弟投入商海。常氏家族棄儒經商、棄官經商的子弟很多。如十三世常維豐，幼年從師就讀，詞章粹美，識者器重。長大後放棄科舉，赴張家口經商。常維豐極具才能，辦事幹練，尤精用人、通變之道，凡事一經裁酌，立即決斷，為同仁所不及。

常氏十四世常旭春，是清末舉人，曾任晚清法部員外，書法藝術名冠三晉，詩詞也做得很好，時人稱他是“書宗李北海，詩步王漁洋”。但他最熱衷的還是經營商業。常氏一改“學而優則仕”為“學而優則商”，能數代集中優秀人才銳意經營商業，從而形成了一個具有相當文化的商人群體。由於他們把儒家教育的誠信、仁義、忠恕精神引入商界，從而有了常氏商業之繁盛。

可見，把商業作為一項終身的崇高的事業來對待，正是晉商經商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在長達500餘年商業活動中，究竟有多少山西人涉身商場，今天已無法確切地統計，但在明清時期山西因商而富甲一方則是有史料依據的。著名思想家龔自珍就曾以“海內最富”四字來指稱山西，咸豐初年山西晉中地區家產逾百萬者多達數十家，時人估算其額過億兩，比清政府的國庫庫存量還多。

晉商“重商立業”的借鑑

昔日的山西人“以商為榮，重商立業”之道對今人來說可資借鑑。舊時商賈富豪興盛的經驗告訴我們，重商能把經濟搞活，可以興邦富民。相反，忽視商業，本地人自己不幹，勢必丟失掉本地市場，更談不上對外開拓，結果本地的經濟很難搞活。

昔日的山西人，一流人才大都經商，現代的山西人，經商觀念卻十分淡薄，更不能與浙江人和廣東人相比。當然，這與建國後忽視商品經濟有關。過去，山西產品出省計劃調撥比重高，人們習慣於依賴計劃調撥而疏於自我開拓市場，以致集市上商貿老闆大都是浙江一帶南方人，商品大多是外省市產品。今古比較，思想開化，似乎遠不如先人。

因此，舊時晉商“以商為榮，重商立業”之道很值得我們借鑑。不能只滿足於門前設攤，小富則安，要有膽略和氣派遠足千里，做大生意，幹大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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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學互補，重商不輕學（1）

學而優則商，商而優則仕

晉商在其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一種全新的人生價值觀——“學而優則賈”。當時諺語“生子有才可做商，不羨七品空堂皇”在山西廣為流傳，山西人摒棄舊俗，褒商揚賈，以經商為榮。當全國各地的子弟將聰明才智都用在讀書做官、拼命想擠上科舉功名的“獨木橋”時，山西人卻在源源不斷地向商界選送文化素質高的優秀人才，做到坦然從商，一代又一代搏擊於商海。這一價值觀是晉商得以發達並綿延幾百年的決定因素。

商學互補，重商不輕學

白手起家，富如王侯，需要有雄才大略；審時度勢，把握市場，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需要有超群的智慧；從南國海濱到塞外朔方，萬里逐利而動，經營誠信有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