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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六○年年初的一段時間裡，我母親住的那個村幾乎天天有人餓死。饑荒最嚴重時，每個棒勞力每天的糧食定量是四兩，老人和孩子則是二兩，還常常中斷，或者被村幹部截流貪汙。有人也許會說，“四兩糧食不會餓死人嘛，我現在每天也吃不了多少糧食。”其實，改革開放以來，當代人的飲食主要消耗已經轉向副食品，如肉、蛋、奶、青菜之類，糧食已經成為次要消費品；而在五十年代末，在幾乎完全沒有副食和超負荷的勞動支出情況下，四兩糧食是根本不可能養活一個棒勞力的。

而所謂的四兩“糧食”，也不是白麵大米，甚至不是完全的粗糧，而是由棉籽、豆餅、玉米麵之類混合成的餅子。人吃了這種東西拉不出屎來，青壯年好辦一點，老年人就非常痛苦。當時，外公的父親已經快七十歲了，原本身體很硬朗，但每天飢腸轆轆，吃了棉籽後又經常一二十天解不出手來，很快就病臥而倒。沒辦法，外公只好用手幫他往外摳。揶到一九六○年二月，老人就餓死了。

大饑荒剛剛開始時，離家比較遠的野地裡還有草根、野菜這些東西。為了填飽肚子，外婆就讓我母親到野地裡挖野菜。我的母親當時八歲，和前面提到過的另外一個女孩子春字兩個人一起到離家十四、五里地開外的一片荒坡去挖野菜，早晨天不亮就出發，一直挖到太陽落山。兩個小女孩每人身上都一前一後地背兩個裝滿野菜的大包袱，搖搖晃晃地往家走。那時已經開始有人餓死，謠傳說有人專門抓小孩殺了吃肉，兩個小女孩揹著野菜原本走不快；但一想到這個傳言，就禁不住嚇得渾身發抖，拼命往家裡趕，邊走還邊往後看看有沒有人跟著。到了後來，這些東西也沒有了。

儘管腹中空空，但那時還要“躍進再躍進”。一九六○年元旦，在各地已經開始大規模地餓死人的時候，《人民日報》發表社論，仍然在說“我們已經完滿實現‘一九五九年紅到底’，現在正滿懷信心地為‘一九六○年開門紅’而奮鬥。”於是乎，我的外公繼續被抽調去“大修水利”，挖那兩條無用的人工河。外公是家裡的頂樑柱，無論如何不能塌下來，於是我的外婆從自己和我母親的口糧中節省下一部分給外公吃，算是讓外公沒有和他一同挖河的夥伴們那樣成為“倒臥”（「注」河南民間俗稱餓死的人為“倒臥”）。外婆渾身浮腫得按一下一個大坑，而時年九歲的母親則因患小兒疳積，肚子腫得像個大鍋，青筋外翻。

然而，儘管村民們渾身浮腫甚至成為“倒臥”，但村幹部們生活得卻不錯。人民公社化以後，農民家裡養的雞、養、豬等家禽家畜，以及牛、驢、馬等大牲畜都被強制充公，沒有糧食時，村幹部就開始殺雞宰羊吃肉，農民只有眼巴巴看著的份兒。當時村裡有一個六十來歲的老太太，是個貧農，忍不住飢餓偷了隊裡的一隻雞，剛殺完還沒做熟就給村幹部逮到了，在村裡召開批判鬥爭大會。會上也不講什麼階級友愛了，讓這個小腳老太太站在一條四寸寬的板凳上，嘴裡銜著那隻雞。先是村幹部破口大罵，然後讓群眾喊口號，可群眾早就餓得有氣沒力了，也只是稀稀拉拉地擠了兩嗓子。批鬥結束，村幹部飛起一腳，把那個階級姐妹踹到地上，又踢了幾腳，這才拎起雞子來揚長而去。

大隊長是我們家五服以內的親戚，母親有時候到他們家裡去玩。令母親驚訝的是，大隊長家裡有個用席子捲起來的糧屯，比我母親的個子還要高，直徑大約四尺半。就這個糧屯裡面，至少有一、兩千斤的糧食。大隊長的老婆人還算可以，看到母親時偶爾塞一個煙盒那麼大的玉蜀黍加野菜餅子。大隊長的女兒就是前面提到的那個用鞭子抽我母親的改改，心地不善，看到母親吃他們家的東西時總是拳打腳踢。但是我母親太餓了，還是硬著頭皮去他們家。

當時春字家院子裡有兩棵祖上種的棗樹，此時已是枝繁葉茂，然而隊裡卻不許春字家的人吃樹上的棗子，因為那兩棵棗樹已經被“共產”了。大隊支書、隊長的家屬、孩子，才有資格來打棗吃，春字只能眼巴巴地看著。但飢餓難忍，到了晚上春字就領著我的母親偷偷摸摸地爬上樹，也不敢點燈，爬上棗樹上摸幾個棗吃。吃完後不敢把棗核隨便扔，怕幹部們看見，還要找個地方埋起來。

時年八九歲的母親，每天餓得心裡發慌，特別是夜裡更是肚子裡火燒火燎，難以入睡。我的外婆幹活時偷藏了一小根胡蘿蔔，自己捨不得吃，每天夜裡看到我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