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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起來塞進牆壁的縫裡，等貨郎來了換橡皮筋。

那時生活還不寬餘，社員們很少有什麼人有錢的，誰家要是有一個工人在外面掙工資，那別人就羨慕得不得了。當時飯吃得也不是太好，總是玉米麵稀飯，裡面放南瓜；有時則是玉米麵稀飯加麵條，裡面放紅薯葉。只有麥收以後，才偶爾熬些麥仁湯喝，算是好吃的。一個南瓜，一個紅薯葉，吃得我多少年以後根本就見不得這些玩意。後來舅舅因為工傷病退回家了，等到偶爾“大公河”裡來點水，他就帶著我到“大公河”裡用篩子撈魚，忙了一個上午，一共只有一個拳頭那麼多，撈上來的小魚兒跟菸頭那麼大，回家後外婆用白麵和著小魚兒，攤了幾個煎餅，全給我和姐姐吃了。

雖然那時村裡有赤腳醫生，但實際上，公社“向陽花”上的“瓜”們不享受什麼公費醫療。赤腳醫生對付頭疼腦熱還可以，大病還是生死靠天。我在農村上小學一年半時間，班裡就有兩個同學夭折了；我舅舅的一個兒子因為發燒救治不了燒成了傻子。農村衛生條件非常的差，整整一個冬天都不洗澡，大人小孩的脖子上都黑糊糊的，每個人身上都長蝨子，特別是女孩子，長長的頭髮上蟣子成串，看上去白花花的。

我在農村讀到小學二年級，成績在班上不是第一，就是第二。當然，農村的教學質量也很差。我們的教室是一間很破舊的土坯、磚頭混合壘的房子，窗戶沒有玻璃，室內光線很差。所謂課桌就是一種用水泥做的板子，底下用磚頭支撐著；沒有板凳，學生都要自己從家裡帶小板凳。學校裡連粉筆都經常斷貨，有時都要從地上撿土坷拉、牆上扒下來的石灰當粉筆。老師的小名叫國青，也是我們家五服以內的親戚，當時很年輕，文化程度只是個公社初中畢業，語文、算術都一個人教。我們上課也很輕鬆，也沒有什麼家庭作業，每天下課就跑出去玩，到樹上逮知了，或者收集知了蛻下的皮到公社去賣（「注」知了的皮可以做藥材），一籃子大概可以賣幾毛錢，錢到手以後，就去買點糖吃，或者買一副撲克牌。

當時我們村裡小學只有二年級，三年級以上和初中的都在一華里以外的落莊上。落莊是個只有三百來人的小村子，村裡面的人都姓王，世代和我們村聯姻。那次我們村和任莊械鬥時，落莊也參加了，是幫我們的。

前面提到的那條修建於“大躍進”時期的人工河叫“大公河”，也就是“大公無私”的意思。到了七十年代末，大公河兩邊的樹都已成材，非常茂密。每年春天清晨，樹林里布谷鳥“咕咕”地叫著，非常好聽。我們這些小孩子特別喜歡到“大公河”裡玩，特別是夏天偶爾有水的時候，我們就和過盛大節日一樣，成群結隊到河裡洗澡、游泳，或是在長滿青草的大堤上挖甜草根吃。河上每隔幾里路就有一座橋，橋下的水是比較深的。大公河水少，只有橋下才有水坑，那裡就成了我們小孩子們的大本營，一下課就往那裡跑。

在農村待了一段時間就過年了。雖然經歷了幾十年無神論教育，但農村人還是非常迷信，過年時敬灶王爺，貼門神，祭祖先，非常熱鬧。那時，多數人家裡的堂屋正牆上都貼著毛澤東、華國鋒並排的畫像，但我們沒有貼，只貼了一幅《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年畫，畫上一個微笑著的女社員正在收穫蘋果。過年時，我們穿著新衣裳隨著大人這家拜那家，到了別人家裡，不是五服以內親戚的就塞一兩個核桃，是五服以內親戚的，就給兩毛壓歲錢。

不過，儘管生活艱苦，但在農村老家生活那段日子，應當算是我一生中最快樂、最無憂無慮的時期了。我永遠忘不了和小夥伴們玩捉迷藏時的奔跑與笑聲，忘不了那湛藍的天和雪白的雲，忘不了和夥伴們一起到樹上逮知了燒著吃，忘不了自己做撲克牌打“交公糧”，也忘不了向慈祥的外婆發誓“二○○○年開小臥車接您”的情景。

《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　第六章　春寒料峭（1977～1983）　六、回到太谷

一九八○年夏天，我的母親回到滑縣老家接我和姐姐回太谷縣。一到家我就吃驚地發現一樣東西，一臺十二英寸、日立牌的黑白電視機。黑白電視機是七十年代末才逐漸走進老百姓生活的電器，當時算是老百姓家裡最大的一筆資產。我們單位最早有電視的自然是領導們，後來，大約在一九七八年前後，一位姓趙的電工用七拼八湊來的元器件自己裝配了一臺七英寸的黑白電視，算是電視機走進了工人家庭。那個電視足足有一個酒櫃那麼大，螢幕卻如同一本書那麼小，而且影象一點也不清晰。即使是這樣，全家屬院的人都轟動了，天氣不太冷的晚上，趙師傅就把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