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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文革已過，當年被政治狂熱弄得發瘋的人們又恢復了常態。當年的整我們家的那些造反派，居然也常到我們家來串門，笑眯眯的給我和姐姐講故事——就彷彿他們從來沒有整過我們家、彷彿從來沒有把我的外公、外婆、母親逼上絕路一樣。當時我還是小孩子，不明白大人間的事，因此當後來母親告訴我是某某人打得外婆口吐鮮血，某某人讓外公給蔣介石的紙人下跪時，我驚訝得說不出話來，我實在想象不出，這些人怎麼可以和顏悅色地來我們家串門，哄小孩子開心呢？人間的事，就是這麼奇怪。有一天，我們還隔著那兩條並排的人工河，與鄰村任莊的小孩對罵，結果引起了兩個村村民之間的械鬥，有很多人掛彩，好在沒死人。當年整我們家的造反派為了救我們幾個小孩，與對方扭打在一起。外婆把我領回家後，狠狠地打了我一頓，又心疼地給我做了一頓好吃的。

那時記憶中村子裡的瘋子多。一千多人的村莊，竟然有十幾個瘋子。有文革時不堪虐待瘋的，有文革後失勢瘋的，也有因為自責瘋的。和我們家在一條街上的一個親戚，按輩分我應該叫他“舅”，由於文革期間在造反派的鼓勵下把自己的父親踹得口吐鮮血而自責不已，不久就瘋了。他總是渾身上下別滿毛主席像章，一天到晚蹲在街上不言不語。

當時，我還目睹了生產隊評工分的情景。每天晚上下工後，大家坐在一起，一邊嘮嗑，一邊評分，有時爭吵，有時嬉鬧，感覺非常民主。生產隊的會計是住在我們家對面的年輕人，也是五服以內的親戚，我們都叫他旦妞哥。旦妞哥身材修長，相貌英俊，人也非常和氣，當時二十出頭，剛剛高中畢業，在隊裡算是個文化人。外公當時已經七十歲了，但因為幹活賣力，總是被評上十二個或者是十四個工分（「注」人民公社時期，農村工分採取十分制，一個標準棒勞力的得分是十分）。可惜，二○○○年，旦妞哥在道口賣饅頭晚上回家時，被汽車撞死了。後來那輛肇事汽車逃逸，家裡也不知道，旦妞哥的屍體在公路旁被扔了好幾天才被領走。我們家知道這個訊息以後，很是難過了一些日子。

農業集體化、人民公社化本來就非出自大多數農民的真實意願，因此一等政策稍微放鬆，農民就為“私”字忙碌起來。當時，我和常和大人們一起下地幹活，每天早上上工時，隊長就拿個破鐵塊敲著，吆喝著“上工啦，上工啦”，於是社員們就扛著鋤頭，三三兩兩地來到田頭，嘻嘻哈哈打鬧，幹上五分鐘休息半小時。一等到下工就跑到自留地裡忙到天黑。我和姐姐是外來人，也被分配幹一些諸如拾馬糞、拔雜草之類的輕活幹，當時還覺得挺有意思。只是有一次在拔草時見到草叢裡有一條蛇，嚇得我發了好幾天燒，把外婆心疼壞了。

文革結束以後，以往被禁絕的農村戲班子又活躍起來，我常隨外公去公社看戲。當時公社有一個禮堂，裡面的設施非常簡陋，所謂的“座位”都是磚頭壘成的墩子。那時剛剛恢復這些東西，因此每次看戲時都是人山人海，每次看戲都買不到坐票，只好站著看。我記住了幾次看戲的內容，有《穆桂英掛帥》、《寇準背靴》、《空城計》、《打金枝》等等。有些戲反覆看了好幾遍了，可外公卻是百看不厭，有時還步行十幾里路，到更遠的公社、集鎮去看。戲院門口賣小吃的、賣西瓜、賣花生瓜子的一個挨著一個，當時一塊西瓜賣一毛錢。

對於我們小孩子來說，最喜歡的除了過年，就是趕集了。當時離我們那個村子六里路開外，有一個叫袁公店的集鎮，是外婆的孃家，比較大，每年有一個大集。文革期間這個集市被當作“資本主義尾巴”割掉了，此時剛剛恢復，因此盛況空前。附近百十里的村莊和公社都來人趕集，還有戲班子、雜技團助興，一時間村莊的路上商販雲集，高音喇叭鳴響，人人臉上洋溢著笑容。

那時的中國農村還基本上處於自給自足時代，全村只有一個商店，當時叫供銷社，房子原來是一個小土地廟，也就賣一點鉛筆、本子、糖豆，點燈用的煤油，還有些針頭線腦什麼的。供銷社的營業員是個女的，叫春葉，當時還非常年輕，總是有一些男人在下工後圍著她轉，也不買東西。供銷社的門外，則是一塊空地，一個磚臺子上放著從土地廟裡拆下來的大石碑，大概有一米五見方，上面還刻了一些字。這塊石碑和那一小塊空地，是社員們聚會、休閒的場所，每到吃飯時間，就有一些社員端著碗出來，坐在石碑上或者是蹲在地上，邊吃邊嘮。村子裡偶爾也有一些貨郎來，賣橡皮筋、小卡子、樟腦丸、針線和削鉛筆的小刀之類的，還可以用頭髮換。很多小姑娘、小媳婦平時梳頭掉的頭髮都捨不得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