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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判刑。雖然心裡的確為貼在山西農業大學的那幾張漫畫感到有點怕，但我沒有在飯菜票上寫反標，在學校裡也只是議論一下罷了，應該沒什麼問題，想到這裡我就沒有自首，也沒有被人揭發。實際上，那一次動員是完全徒勞的，全校既沒有一個人自首，也沒有一個人被揭發出來。老師們在組織學生們互相揭發時，完全是例行公事的態度。

某某書記在當時的表現，至今想起來我都很反感。那次大會上，他聲色俱厲，彷彿底下的學生人人有罪。本來太谷中學沒有發生群體性的示威事件，但這人偏偏要小題大做，自稱太谷中學是“動亂的重災區”。他面對的是一群十六七歲、還很不成熟的孩子，碰到這種風浪應當去保護他們，結果他反而鼓動自首和互相揭發，弄得人人自危。人心為什麼會變成這樣？我真是難以理解。

後來，某某書記又打算培養我們對“黨”的感情，搞起了“愛黨、愛社會主義”教育，全校十八個班完全停課政治學習一個月，連高三畢業班的學生都不能倖免。在政治學習時，某某書記親自上馬，大談美國民主的虛偽。他說道：“你們知道美國總統一年的收入是多少嗎？四十萬美元！當總統一年能賺這麼多！再貪汙上一點，那就是百萬富翁……你們看毛主席，一個月才五百多塊工資……”這就是這位書記的政治水平。

在政治學習結束以後，又搞歌詠比賽。全校十八個班只准唱三首歌：《國歌》、《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和《社會主義好》，輪流唱，反覆唱十八次，還竟然要評名次。我當時口是心非、言不由衷地唱著，真覺得無比荒唐可笑。一邊唱，一邊詛咒：“唱吧，唱吧，看你還能蹦達幾天。”

《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　第八章　躁動關頭（1988～1991）　六、城市戶口

一九八五年，我的母親從太谷線材廠調到太谷燈具廠工作。太谷燈具廠的產品主要是檯燈、吸頂燈、壁燈等，再有就是過年掛的那種燈籠。太谷燈具廠作為一個只有幾十個人的小集體企業，當時產品質量不是太過關。我上高中時家裡用的檯燈就是母親從廠門市部買回來的，經常出現因為接觸不良而不亮的情況。在我用手去修理時，因為燈具漏電，我被電擊過好幾次。其中一次我手裡還拿著把螺絲刀，過電流時全身發麻，螺絲刀被甩出去好遠，現在想起來都還有點後怕。

我母親到燈具廠上了一段時間的班以後，覺得一個月幾十塊的工資實在是不夠家裡用，於是開始搞清理廢鐵絲的副業，一直幹到一九八六年底，賺了三萬元錢。當時母親就想，三萬元夠了，將來孩子們成家時給兒子一萬，給女兒一萬，他們自己留一萬養老。我的父母一輩子沒有機會學習知識，痛感沒有知識的苦惱，因此他們對我和姐姐學習要求十分嚴格。他們總是說，自己一輩子沒辦法學文化，將來子孫們一定要擺脫無知的、被人愚弄的命運。姐姐和我前後考上了高中之後，母親單位也不景氣，經常發不出工資。母親也就不怎麼想上班了，辦了個停薪留職，全心全意留在家裡供我和姐姐讀書。

我的姐姐心理素質不太好，平時學習成績還不錯，但總是考試時發揮失常。一九八九年的高考，姐姐落榜了。母親在猶豫了兩個月以後，還是決定尊重我姐姐的意見，沒有讓姐姐接我父親的班，而是讓她復讀，等第二年再考。

由於我姐姐出生時母親還是農村戶口，所以我姐姐也成了農村戶口。後來我和我母親分別以不同方式轉成城市戶口以後，全家只剩下我姐姐一個人是農村戶口了。那時“戶口”還是個很重要的東西，所以我姐姐的心理負擔很重。我母親擔心她的戶口問題解決不了，一是會影響她第二年的高考成績，二是萬一考不上大學想接我父親的班到鐵Z局的話，沒有城市戶口也是不行的。因此，我母親決心為姐姐解決戶口問題。

當時我的叔叔恰好在內蒙古呼盟任農業局長，也算是地方上有點面子的領導幹部，因此我母親就請他幫忙解決姐姐戶口問題。當然，遷戶口、轉戶口這麼大的問題，也不是叔叔動動嘴皮子就能辦成的。必須先到河南農村把姐姐的戶口轉到呼盟，再在呼盟辦理農轉非手續，再從呼盟遷移到太谷縣。中間關節多，需要花錢的地方也多。但母親為了姐姐，也顧不了辛苦。跑了一個多月，終於把姐姐的戶口遷移到了太谷。為了讓姐姐也成為城裡人，母親前前後後花掉了將近一萬元，相當於那時她十年的工資。

母親辦理姐姐戶口時恰好是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底十二月初。那天母親在北京站轉車時車站突然戒嚴了，地上還鋪了紅地毯。母親當時心想，肯定是哪國的貴賓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