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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我上大學以後才知道，那是朝鮮的金日成看到東歐發生天翻地覆的劇變，坐不住了，跑到中國來尋找對策的。

家裡的三萬元錢經過一九八八年的通貨膨脹和辦理姐姐戶口以後，所剩已經不多了，於是母親就琢磨著再幹點小買賣掙點錢。當時，湖南有一個生產塑膠走馬燈的工廠，曾經與太谷燈具廠有過業務往來，我母親就到人家廠裡批發一些塑膠走馬燈，到太原市場上去賣，賺個辛苦錢。這種走馬燈人們一般只是過年時候才買，因此那時侯每到過年，母親都要跑到太原去到各個商場送貨。自己也沒有貨車，經常扛著幾個大箱子擠公汽，有時候扛著箱子一走就是好幾公里，挨個商店送貨。冬天太原市的溫度一般都在零下十度左右，下雪後地上總是結了很厚的冰，碰到這種天氣母親就拿繩子把箱子一拴，在地上拉著走省點勁。

《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　第八章　躁動關頭（1988～1991）　七、向右轉，向左轉

一九八九年下半年，政治的反動讓我產生了一種異乎尋常的政治熱情，短短几個月時間裡讓我從一個狂熱的毛派憤青變成了一個狂熱的自由派憤青。那一段時間，我幾乎天天都要聽“美國之音”和“BBC”的新聞廣播。當時官方用強大的無線電訊號干擾這些電臺，多數時候幾乎完全不能聽清楚裡面究竟說什麼。於是，我轉而收聽蘇聯電臺的廣播。當時蘇聯跟中國剛剛實現了關係正常化，不大播放不利於中共的訊息。但是蘇聯當時進行著民主改革，因此他們的廣播內容倒也十分有趣。我每天都注意著蘇聯的政治程序，對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充滿了希望，認為蘇聯改革要是成功了，那麼就會對中國產生很有力的影響。

當時正在開十三屆四中全會，太谷縣是一個小縣城，特別是學校裡報刊種類非常少，因此我經常到太谷縣圖書館去瀏覽報紙。一天，我看到一份報紙上刊載著一篇名為《抓住劉曉波的黑手》的文章。此文是一種典型的大批判、大字報口吻，本身並無什麼閱讀價值。然而，在文章的黑字標題的“劉曉波”三個字上，卻被人用碳素墨水寫了四個字：真的勇士。當時我一看到這四個字，頓時覺得非常親切，所謂公道自在人心，一點也不假。

一九八九年秋冬，一場猛烈的政治風暴席捲了整個東歐。從波蘭、匈牙利開始，接下來是民主德國、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再到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我每天收聽《美國之音》，熟悉了這些名字：內梅特、瓦文薩、哈維爾、克倫茨、熱烈夫、伊裡艾斯庫……毫無疑問，這些人是當時我心目中的英雄人物。一時間，黨改名、國變色，柏林牆倒塌了，波蘭統一工人黨瓦解了，日夫科夫被軟禁了，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分裂了，布拉格之春平反了。我從中歡欣鼓舞，親手繪製了一幅東歐地圖，每天在地圖上標出風暴的進展，把已經明顯出現轉折的國家用彩筆塗成藍色。看著那一片越來越大的藍色地帶，當時我心裡就想：只剩下一個羅馬尼亞了。

羅馬尼亞在這場風暴中似乎顯得巋然不動。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在其他東歐國家實現民主化的時候，羅馬尼亞召開了羅共十四大。那一次大會上，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表現非常強硬，而且會議代表起立歡呼四十多次，彷彿整個羅馬尼亞共產黨堅若磐石。那一段時間，我國電視節目裡也大放羅馬尼亞電影，例如什麼《沸騰的生活》等等。然而僅僅幾天之內，羅馬尼亞形勢的發展就表現出比一般的東歐國家更加激烈，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中旬，羅馬尼亞小城蒂米什瓦拉出現了示威，接著波及到布加勒斯特，又席捲全國。

對羅馬尼亞出現的這些事件，是中國電視、廣播、報紙起初是隻字不提。當一個國家的新聞媒體被明白無誤地宣稱為“喉舌”，要當仁不讓地掌握“輿論導向”的時候，這種新聞媒體就沒有了任何可信度。可是，形勢的發展比人們預料的快，紙裡已經包不住火了，所以在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央電視臺才不得不報導了一個有關羅馬尼亞的新聞，那個新聞的主要內容我至今記得清清楚楚：“羅馬尼亞領導人齊奧塞斯庫號召人民團結一致，挫敗國內外少數敵人的顛覆陰謀。”當時電視還播放了群眾對齊奧塞斯庫講話“歡呼”的場面，看上去還挺熱鬧。不過，後來才知道，那些“群眾”是在喝倒彩，喊“打倒齊奧塞斯庫”，當場就遭到軍警鎮壓。中央電視臺欺負中國老百姓不懂羅馬尼亞語，就拿這玩意來糊弄人。

第二天，也就是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齊奧塞斯庫被槍決了。事已至此，那天晚上中央電視臺才不得不報導這麼一則新聞：“羅總統齊奧塞斯庫被羅特別軍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