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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一聽，也著急起來，可是當時也沒有電話手機，只好心急火燎地在家裡等訊息。打算要是萬一當天回不來被拘押了，第二天再上太原營救。

誰知當天晚上，我母親就平安無事地回來了，貨物也還在手上。原來，母親跟那個緝私警在去太原的路上講了家裡只有一個人上班，負擔重，孩子還要讀書的情況，竟然感動了那個年輕的緝私警。兩人越談越投機，最後那緝私警稱我母親“大姐”，並且保證：以後儘管做這個買賣，他來保駕護航。但是，緝私警上車前已經跟太原方面打了電話，那邊警察等著呢，他還要去交差，於是就在快到太原的北營車站（「注」北營當時是太原市郊區，現已併入太原城區）放我母親下車，自己去太原交差。母親在北營下車後天色已晚，沒有回太谷的公共汽車了。恰好有一輛汽車團的解放軍軍車路過，母親就搭了個便車回家。

出了這件事以後，雖然有緝私警願意幫忙，但母親再也不願意去幹違法買賣、販香菸了。那二十條良友香菸，以原價賣給了家屬院其他販煙的人。

多多少少受父親的影響，那時我非常渴望擁有一架手風琴。在上高中時，父母答應我考上大學以後給我買。但後來我輟學了，父母就同意讓我用自己打工掙的錢去買。當時我母親在太谷縣電業局有個熟人，姓張，主管電業局的基建專案。母親就讓他幫忙在給電業局蓋房子的農村建築隊裡找了個活幹。張伯伯當時還不明就裡，就說那裡幹活又累，錢也不多，還是到局裡當個臨時工，錢多又輕鬆。可母親的目的，是透過磨練讓我堅強和警醒，故堅持讓我到農建隊當小工。

農建隊裡面幹活的，全是社會最底層的農民工。這些人並不因為我細皮嫩肉而安排我輕活幹，而是故意把他們的一些苦活、累活給我。這是被戶口歧視著的農民工們，對“城裡人”的報復。那時侯我每天要全靠人力攪拌幾十噸的混凝土，握鐵鍬的手掌都被磨破了。碰到下雨天農民工們自己就躲在房子裡抹灰，讓我到雨地裡用車裝石灰。那天中午我父親接我回家吃飯，看到就我一個人渾身上下被水澆透了還在雨地裡幹活，心疼壞了，說咱們不幹了。可是母親堅持讓我幹，我自己也想買手風琴，也就咬著牙堅持幹下去。

後來有一次，我在裝石灰時手上被石灰灼了一個大泡，把我燒得呲牙咧嘴。回家後，母親給我包紮了一下就讓我又上班去了。後來才知道，等我走了以後，母親在家心疼地大哭了一場。我自己手上的包給我造成的疼痛，遠遠比不上母親心靈的疼痛。

以前我們家曾經承包過的那個北方旅社，後來被別人承包以後沒多久就幹不下去了。辦事處沒辦法，就把房子租給了縣工商聯的老張開貿易公司。老張是個好人，但不是幹生意的材料，開張後用縣裡老幹部集資的股本買了很多水泥防凍劑，結果一筆生意也沒做成。眼見著夏天來了，這些防凍劑堆在院子裡變質，老張心裡著急起來，就找我父親說願意出六十塊錢將這二十來噸水泥防凍劑搬到後院的庫房裡去。當時一起幹活的民工裡有一個叫文柱的年輕人，長得墩墩實實的，對我比較好，父親就讓我叫著文柱一起幹這活，掙的錢二一添作五。當時我在建築工地打小工一天的工錢才五塊，文柱的工錢才十塊，因此一聽半天能掙三十塊錢我們倆都很高興。文柱是個實在人，搶著幹活，我估計那二十噸、四百袋水泥防凍劑中，至少有二百五十袋是文柱搬的。幹完活分錢時文柱一分也不多要，我母親過意不去，就把文柱請到家裡來做了幾個好菜吃了一頓飯。這次勞動中，我因為以前從未乾過這麼重的體力活，用力過猛，把右側腰肌扭傷了，後來發作過好多次。

那些民工們都沒有念過幾天書，看我戴一副眼鏡就常拿我開心，總是“嘿！大學生！”地叫我。他們也沒有別的想法，幹活的目的大多是為了“吃婆姨”（「注」太谷縣方言，意為娶個老婆）。休息時，大家聚在一起，開下流玩笑；只要看到有個城裡女人從身旁經過，就貪婪地盯半天，然後再幻想和她發生性關係，還講出來給大家聽。看到我總是一個人沉默不語，他們總是問：“大學生，每天你都在想啥呢？”每天下午夕陽西下時，總有一個人嘆息著說：“唉！又一天……”

在一天伺候一個民工用石灰糊牆時，那個民工手一甩，粘在鏟子上的一塊熟石灰正好落在我的眼睛裡，頓時一陣巨痛，把我的眼皮都燒爛了。那天回到家，我說我再也不願意打小工了，我要讀書。此後，我母親就不再讓我到建築工地打工了。

現在回想起來，那半年的經歷是我一生中的財富。由於每天干的都是體力活，沒有學習任務，因此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