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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母對我的表現憂心沖沖。他們自己一輩子受苦受罪，為的就是孩子們將來有點出息。此時見我如此厭學，心裡十分難過。特別是我的母親，更是把希望寄託在孩子們身上，為了孩子們的成長什麼都可以捨棄，此時見我如此不成器，更是傷心欲絕。有一天母親勸我上學時，我還是倔強地反對，母親就給我講道理，而我當時已經走火入魔了，根本聽不進去。講著講著，母親突然大哭起來，還自己扇自己的耳光，哭喊道：“我怎麼養了個這麼沒出息的兒子啊！”我一看，嚇壞了，也連忙哭著勸母親，可依舊不願意去上學。

一個人到了十七八歲的年紀，正是看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卻又不甚理解的時候。這時候的人，多多少少都有一種叛逆情緒，特別是對自己的父母。實際上，這種對父母的叛逆既幼稚，又錯誤。普天之下，沒有什麼人對自己會好過自己的父母，這是一條真理。可惜，我當時就沒有領悟到。

見我已經是這樣了，母親也覺得此時硬逼著我上學也沒有用。於是，母親同意了我的要求，讓我在家裡輟學半年。

當時家裡只有父親一個人上班，每月九十多塊的工資，光寄給祖母的生活費就要六十塊。坐吃山空，家裡的存款一天比一天少，母親不禁心裡又著急起來，琢磨著想辦法掙點錢。但是那時已不比八十年代，做小買賣的人已經遍地都是，生意越來越難做了。到了一九九○年，有從商丘回來的工友帶了一些外國香菸回來賣，賺了點錢，母親看著心有點動，就帶著我一起到商丘去販香菸試一試。

中國的菸草業是實行專賣制度的。由於香菸需求量大，國家就壟斷了香菸的流通和價格，從中收取高額稅收，而民間私販香菸是一種違法行為。但是工人階級不管這一套，心想憑什麼許你當官的貪汙受賄，就不許我老百姓偷稅漏稅？於是，鐵Z局很多工人家庭都在從事這一買賣。當時香菸買賣的主要品牌是“良友”牌，在商丘拿貨的價格是一盒兩塊八，在山西脫手價格是一盒三塊，每盒掙兩毛錢。這麼點利潤，如果帶貨帶得少，買火車票肯定賺不了錢；如果帶得多，那一旦查出來損失慘重。但鐵Z局工人有一項福利：憑單位開出的鐵路免票，一定時間內坐火車不花錢。（「注」鐵路免票是鐵道部系統內部對職工出差、通勤實行的一項便利政策，如有職工出差，單位就在一張鐵道部印製的鐵路免票上註明起止地點和起始日期，在此期間和區間內，可以乘坐除特快列車以外的所有列車）很多工人及家屬就憑藉這張免票，往返于山西和商丘之間，每次帶十條二十條“良友”牌香菸，一個來回掙個十塊二十塊的辛苦錢。

我和母親到了商丘，受到了父親當年工友們的熱烈歡迎，還有一些工人來教母親該如何躲避緝私警，以及在山西有那些銷貨渠道。母親在那裡轉了幾天，心裡總是覺得這種買賣風險大，不塌實，只買了二十條“良友”煙，做一次試試。

“良友”煙在太谷縣是沒有渠道的，只能到太原市的渠道去賣。四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我和母親帶了十條煙，想坐火車到太原賣。我們那時也太沒經驗了，弄了個書包裝煙，一看書包的形狀外人就知道那裡邊裝著香菸。到太谷火車站時，母親看到站前有個小賣部，就問了問人家要不要“良友”煙，回答說不要我們就離開了。我們萬萬沒有想到那個商店本身就是鐵路緝私警的一個偵察點，這一問等於是自投羅網。

鐵路緝私警管不了地面上的事，因此只是穿了便衣悄悄跟著我們。等我和母親上了火車，就到了人家的地盤。剛開車十分鐘就找到我們母子亮明瞭身份，不但要沒收貨物，還要我們跟他到鐵路派出所去。母親見狀，就自己拖住那個緝私警，悄悄對我說，等到火車一停你就帶著自己手上的煙翻窗戶跑，有什麼事情我扛著。等火車到了東陽火車站（「注」東陽是太谷縣到榆次市之間的一個小鎮，行政隸屬榆次市）時，我母親給我使了一個眼色，我就拿著裝香菸的袋子跳窗逃跑了。當時火車上的乘客都還很不錯，我跳窗子時好幾個人站起來圍成了一堵人牆，擋住了緝私警的視線。

我雖然脫險，但母親還在緝私警手上。我六神無主地回到家時，父親已經下班回來了。我進門第一句話就是：“爸，不好了，我媽遇見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