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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結束之後，老太太想去跟演員們見見面，於是我攙扶著她來到後臺。見到正在卸妝換衣服的演員們，老太太用俄語熱情地跟他們交談著。後來，一位演員掏出了一盒紅旗歌舞團演出的磁帶，送給了老太太。紅旗歌舞團的團長也分別給老太太和我的節目單上簽名留念。從劇院出來的路上，老太太教了我幾句俄語：Здравстбуйсе達拉斯維捷（你好）；До　свидания達斯維達尼亞（再見）；Спасипо斯巴希巴（謝謝）；Спокойной　ночи（晚安）。當我跟著老太太讀“До　свидания”（再見）這個詞時，正好有兩個俄國人回下榻的飯店，走過我們身旁。聽到我們的話，他們停下來，微笑著輕輕地對我們說了一句：“達斯維達尼亞”。

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天安門廣場舉行了國慶五十週年閱兵式。這次閱兵式是在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的背景下舉行的，因此具有一種格外的意義。被民族主義情緒鼓動起來的我，自然也非常關注這次閱兵，故而一點不落地從頭至尾看完了。不知為什麼，儘管這次閱兵花費頗高，士兵的裝備也改善了不少，但我總是覺得比一九八四年閱兵時缺少了些什麼。究竟是缺少了什麼呢？我思考了很久，發現大概是缺少了一種催人奮發的精神，以及人們臉上那種由衷的笑容。

國慶期間，前面提到的我幫忙找了工作的那位要好的同學，恰好被他當時供職的麗花絲寶集團派駐北京。後來他從北京回來到我家來玩，見到他以後我說：你小子有福氣，正好趕上這次盛典，玩痛快了吧。誰知那位同學卻苦笑著說：福氣？天哪，你不知道我每天過的是什麼日子，東躲西藏的跟逃犯一樣。我連忙問是怎麼回事，原來國慶期間北京清理外來人員，警察見到外地人，也不管有沒有正當職業就強制遣返。因為工作需要，他們麗花絲寶集團招聘了一些促銷小姐，在北京各大商場的櫃檯前搞促銷活動。國慶前夕遣返外地人員，警車往商場門口一停，下來好幾十個警察抓促銷小姐，把那些女孩子嚇得尖叫著四處逃跑。可是這些女孩子大都穿著高跟鞋跑不快，有些女孩子就脫掉鞋子拼命跑，可還是被抓住了。抓到以後，幾個五大三粗的警察連拉帶拖，把那些孤立無助的、哭天喊地的瘦弱女孩塞進悶罐車。

被遣返人員通常被悶罐警車拉到北京郊外一個叫沙河的地方篩沙子，篩一個禮拜攢夠了遣返費用後，是南方的就塞到一個悶罐車裡。男女老少擠到一起，一直拉到長沙就放人。很多人在北京有工作，就等到國慶節過後再回北京。

我的那位同學人長的比較文弱，又經常西裝革履的，因此雖遭到幾次盤問，但終究還是沒有被抓。但是俗話說兔死狐悲，看到身邊的同事這個那個被抓，他心裡也害怕極了，那些天儘量不出門；即便出門買點生活用品，也是跟老鼠過街一樣四處提防，見到警察趕緊躲著走。風聲最緊的那幾天，警察們可能分配了任務，也不管你是不是有正當職業，見著人相貌可疑或者外地口音就截住盤問，要人家出示身份證，一看是外地的或者沒有身份證的，立刻就塞進悶罐汽車送走。甚至有些“三證”齊全的出示給警察看，警察就當面撕了人家的證件，然後冷笑著說：“現在你是‘三無’人員了吧”，也要送走。我同學他們公司北京地區的一個經理，就是被這樣塞進悶罐車裡。幸虧他有手機，趕緊打電話給公司，公司派人營救，這才免於被送到沙河篩沙子。

聽了同學的這番敘述，我禁不住難受起來。我無論如何沒有想到，原來我們從電視裡看到的國慶盛典的背後，竟然是這樣的血淚斑斑。後來二○○三年三月廣州發生了在收容所裡打死無辜青年孫志剛的惡性事件，頓時全國輿論沸騰，也引起了新一代領導人的重視，廢除了那部名為《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的惡法。其實，孫志剛還算幸運的，畢竟他還留下了名字；在他之前，有更多的死難者就那麼無聲無息地死去了，家裡好幾年都不知道親人究竟是死是活。

《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　第十一章　正義無限（2000～2004）　二、炸館事件

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無論從知識分子還是到普通百姓，都對美國這個國家懷有美好的感情。到一九八九年事件以後，雖然中國官方跟美國關係降至冰點，但民間對美國的感情依然如故，甚至還有些強化。很多百姓在私下場合，把美國視為正義的化身。我剛上大學的時候，所接觸的人中，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