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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三井洋行有兩個日本職員，日本投降後不知什麼原因沒有回國，在我們家旁邊租了一個院子，靠做醬油謀生。日本人敬業，做的醬油質量非常好，拿起來對著太陽一看，醬油上還漂著一層薄薄的豆油，一望便知是用好黃豆發酵做的。我父親小的時候，經常到他們的醬油作坊裡玩，裡面總是乾乾淨淨的，黃豆也是粒粒飽滿。起初，兩人挨家挨戶地送醬油，挺和氣的，當時不收錢，每個季度結一次賬。那時人們誠實，賣東西的從不缺斤短兩，買東西的也不惡意賴帳，所以只要貨好，生意就特別好做。後來，買他們醬油的人越來越多，兩個日本人生意做大了一些，還僱了兩個幫工。

抗日戰爭勝利的最初一年，是中國人民百年以來真正歡欣鼓舞的一年。隨著戰爭勝利、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和租界的收回，人們對建設新生活充滿了希望。那一段時間在開封城內，無論貧富，人人臉上喜氣洋洋；每個店鋪旁邊都備有免費的茶水，供行人解渴。當年在戰亂中離開的人們回家鄉後，只要見到認識的人，哪怕以前僅僅有過一面之交、連名字都叫不上來，也都如同親人一般熱情洋溢地互問寒暖。一九四六年春節，開封城內鞭炮齊鳴，家家戶戶門前都懸掛著自己動手扎的燈籠，還自發地比賽，勝出的人都覺得自己很有面子。開封城內的回民愛扎燈籠，往往是回民取勝。而一些讀書人，則在燈籠上寫上自己設計的燈謎供行人猜。如果有人猜中，猜謎者便扣開主家的大門，賓主雙方落座後，猜謎者會很謙虛地對主人說：“貴家的燈謎，我想試一試，猜不中別見笑啊！”如猜謎人說對謎底，主人就立刻獻上酒菜，二人從此便引為知己。

開封龍亭附近有一大一小兩個湖，小的水比較渾濁，叫潘家湖；大的水比較清澈，叫楊家湖。當地老百姓說這兩個湖的湖底，分別就是當年潘仁美和楊繼業的府邸。開封光復後的那個元宵節，在潘、楊兩湖舉行了放河燈活動，附近幾十裡內的人都趕來觀看，人山人海、盛況空前。由於人多，經常還有站在湖邊的人被後面湧來的人擠到湖裡的情形。當時天氣還頗冷，掉到水裡的人爬上來就狼狽不堪地往家裡趕，邊上的人就哈哈地笑。當時的場面正是：普天同慶，其樂融融。

此時父親上到了小學三年級，當時班上有窮有富，年齡差別也很懸殊，從十來歲到十八、九歲的人都有。開封城內自古居住著一部分猶太人，被當地老百姓也叫做“回民”，不過是“藍回”，與信仰伊斯蘭教的“白回”相區別。當時父親班上就有一個猶太姑娘，大約十五、六歲，棕色頭髮，黃眼珠，人高馬大，父親他們這幫小孩非常怕她。改革開放後，有一些開封猶太人移民到了以色列，但是其中也有不少又回來了，因為無論從語言、習慣、心理和文化上，開封猶太人已經跟以色列人太不一樣了。

抗戰結束後的國民小學裡，所有學生都必須參加童子軍。所謂童子軍，跟今天的少先隊有些類似。童子軍的軍服需要購買，家裡有錢的就買；買不起的就自己家用土布縫製，再到染坊染成童子軍服顏色。自己染的衣服無論怎麼下功夫，也跟買來的制服有些色差。當時有些老師也挺可惡，稱買得起童子軍服的學生叫“正規軍”，買不起制服為“雜牌隊”，一點都不照顧學生的自尊心。在學生列隊出操時，總是有人喊：“‘正規軍’站到前面，‘雜牌隊’站到後面！”男孩子都比較皮實，無所謂；而那些穿著“雜牌隊”衣服的窮人家的女孩子就總是低著頭，表情非常尷尬。我父親有同情弱者的天性，就跟這幾個老師作對，總是自覺地也站到“雜牌隊”裡去。那幾個勢利的老師惹不起當官的子女，也無可奈何。

當時國民黨河南省主席叫劉茂恩，我父親曾經多次見到過他。每年到四月四日兒童節時（「注」民國時期的兒童節不是六月一日，而是四月四日），劉茂恩都身著便裝在華北運動場檢閱童子軍。當時童子軍們排成一個個方陣，每人肩上扛一個童子軍棍，從檢閱臺前面走過，接受劉茂恩的檢閱。

父親有一個表姐夫，叫李老五，腦子很活，是那種“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的人。李老五當時是劉茂恩的生活秘書，負責安排劉茂恩的飲食起居。在伺候劉茂恩期間，他見過不少國民黨的大人物。解放後，李老五先是在開封街頭賣了一陣子菜，後來回到了封丘老家。六十年代，我父親見他在封丘黃羊口收破爛。那次李老五見到我父親以後，摟住我父親的肩膀，詭秘地說：“兄弟，昨天我收了一個電機，八塊錢；今天我賣了，知道賣多少？二十八！就這麼一轉手，二十塊錢到手了兄弟！”這時，父親的表姐走過來訓他：“就你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