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斃了。後來，上面又派了漯河警察局便衣偵緝隊的隊長去追查土匪去向，這位隊長受命後還是不敢去，結果也被槍斃了。其實仔細想想，這兩個警察實在是罪不該死。

到了一九四四年，日軍兵臨漯河城下之時，祖父派出一隊警察來護送家眷撤退。當時漯河城裡已經是一片混亂，老百姓爭相出逃，一時間連載人馱物的車子都找不來。正在大家看著堆在地上的行李、細軟發愁時，恰好有兩個推著獨輪車的農夫走到隊伍邊上。負責護送的警長一看，立馬把二人抓來，指著問道：“這些貨，拉到南陽去，每人給十塊大洋！幹不幹？”當時十塊大洋對農民來說已經是一筆鉅款，二人一聽自然是高興壞了。當然，兩輛獨輪車也不夠用，眾人就把不便於背的笨重行李裝上獨輪車，包裹細軟就自己揹著上路了。當時大伯已經十五六歲年紀，身上背了三四個包裹，壓得他呲牙咧嘴。

剛出城走沒多遠，日本鬼子的飛機就來了。百十號人的隊伍，在曠野裡目標顯得很大，於是鬼子的飛機在人們頭頂轉來轉去。當時日本鬼子的飛機都是雙翅膀的老式飛機，其中有幾架飛得特別低，連機翼上的膏藥旗都看得非常清楚。一行人慌忙四散臥倒，兩個推獨輪車的農夫也撒開把子就跑。邊上的人還喊：“別把車把對著天上，看著像高射炮！”不過，鬼子的飛機在頭頂盤旋了幾圈後沒有投彈，轉身向漯河方向飛去，隨後，就見到幾顆炸彈投下，漯河城裡有幾處冒起了滾滾濃煙。

撤退的隊伍繼續前行到一個小集鎮時天黑了下來，大家決定住一宿再走。正在吃飯時，飯館的幾個夥計議論著日本人的事情，被隨著隊伍一同撤離的一位姓方的太太聽到了。這位方太太不知道是省政府哪位大員的太太，腦滿腸肥，個子很矮，一臉橫肉。方太太一聽到夥計們提“日本人”，頓時嚇得六神無主，高聲吆喝起來：“壞了壞了！日本人就要來了！”等大家鬧明白原委，一個夥計在父親那一桌前小聲地說：“哼，就是日本人真的來了，她這號人也不會有什麼事。”結果，逗得全桌人哈哈大笑。

當時我父親只有八九歲，正是招人喜歡的年紀，在途中年幼的父親和那兩個車伕混熟了。兩個農民既淳樸、又風趣，總是喜歡逗父親玩。又走了幾天，來到舞陽縣境內一個叫李家寨的地方。李家寨的寨主是祖父在警察學校的同學，此時已經得到了訊息，早早迎候在寨門外，一行人都很高興。

李家寨是個典型的封建大莊園，寨旁緊鄰一條寬闊的河，外面還有城牆，家裡還有數百名武裝。這個莊園基本上是封建式自給自足的生產生活模式，糧食、肉蛋、布匹，以及其他一些基本生活用品都是自己寨裡生產的。李家用的暖瓶特別有意思：在一把銅壺外面做個木桶圍起來，木桶與銅壺之間用棉花套子填充，以此來保溫。李家的少爺、小姐們，雖然平日裡養尊處優，但居然都沒見過白糖，吃的糖都是自家產的糖稀或者蜂蜜，聽到我父親說白糖竟然和雪一樣白，個個稀罕得不得了，還問：“做成那樣，那糖還甜不甜呀？”

在李家寨休息了一晚以後，第二天清早渡河。但是當時河裡的船都被軍隊搜走了，還好找到兩條漁民放魚鷹用的划子，一趟載兩三個人渡過了河。渡過河就算安全了，很快到了目的地南陽。此時兩個車伕領了錢要回家，祖父一高興，加了一倍錢讓他們走了。二人千恩萬謝，高高興興地去了。只是父親此時跟他們已經建立了感情，哭著不讓他們走。兩人又哄了他半天，說等不打仗了就可以去找他們，但從此以後再也沒見過面。

祖父在抗戰期間大概是負責情報方面的工作，經常需要化裝穿越敵佔區。據當時祖父的一名衛士後來講述，最危險一次是在從日據的某縣城蒐集情報出來的時候，險些被抓。當時二人裝扮成客商模樣，祖父手持一根中間掏空的竹柺杖，裡面裝的是檔案，衛士則偽裝成他的隨從。二人順利地透過了城門口日軍關卡，正走到幾十丈開外偽軍關卡時，一輛馬車從身後突然駛出。那馬大概受驚了，速度極快。祖父慌忙躲避馬車，手中的柺杖落在地上被馬車的鐵輪壓過。竹柺杖從中間軋劈了，露出了裡面檔案的紙頭。衛士見狀，立刻用手緊緊攥住露出紙頭的部分。幸虧當時偽軍和日軍的注意力都在那匹受驚的馬身上，沒注意拿柺杖的人，因此二人得以僥倖逃脫。

《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　第一章　崢嶸歲月（1850～1949）　十、頓老四

一九四四年的日本鬼子已經到了強弩之末，因而不再象一九三七年南京大屠殺時那麼兇相畢露、趾高氣揚了。據沒有跟著父親一起撤退的熟人們講：佔領漯河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