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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戰前，日本的領事館官員據說把在華任職當作踏腳石，他們的語言能

力常常受到議會的批評。但是總的說來，日本的領事館隊伍是高度職業化的

（透過高階文官考試主要從有名望的東京和京都大學的畢業生中錄用），並

且瞭解他們的任職所在地中國的情況。

關於其他國家，德國在　１９１３　年設一個總領事館和　１６　個領事館；法國設

３　個總領事館和　１０　個領事館；奧匈帝國共設　３　個；比利時　６　個；義大利　７　個；

墨西哥　４　個；荷蘭　９　個；葡萄牙　７　個；西班牙　７　個，但通常由第三國國民照

管。締約列強幾乎沒有例外地在廣州、上海、漢口和天津有領事，而它們的

其餘的領事機構則分佈於某些地方，以反映它們各自聲稱的“勢力範圍”；

例如，如上所述，日本和俄國分佈於滿洲，英國主要分佈在沿長江的城市，

而法國則分佈在中國西南。

① 許多俄國領事的漢學才能，可以舉以下數例加以說明：駐天津總領事體德滿，1894　年畢業於聖彼得堡東

方學院，1896　至　1899　年為見習翻譯，然後任領事職務；駐漢口領事貝勒城科也畢業於聖彼得堡東方學院，

1899　年來華。貝勒城科在　1912　年與其他人合作把《今日中國政治組織》一書譯成英文。此書由俄國公使

館的助理漢務參贊　H。S。勃倫奈特和上海總領事館的參贊　V。V。哈格爾斯特羅姆於　1910　年在北京出版。英文版

經總領事、俄國駐北京公使館的漢務參贊科列索夫修訂和補充後，是後來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學者的必備手

冊。

傳教士

１９００　年，基督教在華北廣泛地受到攻擊，然後攻擊者被一次多國的外國

入侵所鎮壓，在這一轉折期以後，傳教運動發現自己進入了一個具有良機的

新時代。透過　１８６０　年中法天津條約中的一個花招取得的“在所有的省租地和

購地”的權利，可以越來越頻繁地加以利用，以便在限制其他外國人的遠離

條約港口的地方建立佈道站。①

傳教事業的建立

在民國初期，傳教士是短期在華居住、因共同目標而認同的歐洲外國人

中最大的單一集團。他們受到各項條約總的和具體的治外法權條款的保護，

深入到中國的幾乎每一個角落。到　１９１９　年，中國本土和滿洲的　１７０４　個縣，

除　１０６　個外，都報道了新教徒的某種傳教活動。傳教士一般都懂漢語，必然

與聽福音的中國人有著比較密切的日常接觸。他們最大的目標，強調透過皈

依基督教和堅定地組織中國的基督教教會來平等地拯救個人。到了　２０　世紀

２０　年代，許多傳教士（至少是新教徒）開始看到，外國傳教士多方面的活動

未能創立強大的土生土長的教會，而外國人的存在可能是達到這一目的的主

要障礙。各教派共有的中華續行委辦會的幹事羅炳生，在該會一份對新教在

華活動的權威性調查中寫道：

可以預期，下段時期是過渡時期，此時工作的負擔及對工作的控制，將日益從外國

人轉移到中國人。基督教界中日益高漲的民族意識，正導致最能幹和最獻身的中國基督教

徒對現狀的某些方面深切的不滿。他們有一種非常強烈的正當願望，即基督教應擺脫被人

視為“外國宗教”的沉重負擔，西方教派分立的狀況不應在中國長期存在下去。他們認為

宗教界外國勢力支配一切的狀況，是在中國更迅速地傳佈基督教的主要障礙之一。①

在　１９４９　年以後鎮壓在華基督教會之前，羅炳生所定的任務只取得了很有

限的成就。傳教士和受聖餐者的人數增加了，更多的華人被吸收為教會的領

導，教育和醫藥服務的質量有了提高。但是在　１９２２　年後的　２５　年，大多數基

督教傳教士的外國在華機構的成分，與　２０　世紀的頭　２０　年的情況相比，在性

質上基本上沒有多大變化。

２０　世紀頭　２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