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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言，即如果中國無力向漢口至四川的鐵路（此時是擬議中的湖廣鐵路網

的一部分）投資時，美國和英國的資本將優先取得外國投放任何貸款的權利。

在這個基礎上，中國受到了無情的壓力，措施強硬的抗議也送到了巴黎和倫

敦。但是被美國國務院描述為“莊嚴義務”的對康格的保證並不存在。事實

上在　１９０３　和　１９０４　年，中國外交部都已經直率地拒絕了康格代表美國商號提

出的要求。例如，它在　１９０３　年的答覆中最後宣告：“總之，當不同國籍的公

司向中國申請鐵路特許權時，此事必須始終由中國決定。不可能把未批准的

申請視作授予任何權利的表示，或者視作此後申請必須先批給此申請人的證

明。”甚至　１９０３　年交換的文字在華盛頓也找不到。美國國務院在　１９０９　年　７

月要求北京立即把文字送到倫敦以支援在倫敦進行的談判。但由於其內容，

收到文字後，也沒有給英國人看。①

最後，由於壓力而不是由於所謂的“保證”，中國同意了塔夫脫電報的

內容。歐洲的銀行團最後讓美國人參加貸款財團，因為它們擔心，如果它們

拒絕類似的美國要求，它們也可能難以實現對自己的十分含糊的貸款保證。

向湖廣鐵路系統的貸款不曾實現，但是在追逐無論是多麼不牢靠的經濟利益

時，中國都被視為一個目標，而不是一個平等的商業夥伴。

導致外交上專橫的一個重要根源是語言障礙。駐北京的外國代表很少有

懂漢語的，條約港口主要的外國商人也是如此，也有一些值得尊敬的人是例

外。在領事館一級，語言狀況較好一些。在　１９１３　年，英國除北京外，還在

２８　個港口保持領事館。其中　８　個是總領事館（廣州、成都、漢口、喀什噶爾、

瀋陽、上海、天津和雲南府②），配備有較多的工作人員。這一年駐北京的公

使館配備了　７　名見習翻譯。在進入　２０　世紀很久以前，與美國領事館形成對比

的是，在英國領事館任職的是一批高度職業化的外交人員，他們是透過對那

些註定要在中國進行其終生事業的人進行競爭性的考試而錄用的。在任命為

見習翻譯後，未來的領事要在北京進行兩年緊張的漢語學習，結業後，一次

語言考試的成績，對決定他在工作時期內未來的安排來說，是相當重要的。

１９１３　年，美國設　５　個總領事館（廣州、漢口、瀋陽、上海和天津）和　９

個領事館。１９０２　年它才任命第一個見習翻譯；他就是安立德，後來的商務參

贊和《中國：工商手冊》（１９２６　年）的作者。１９１３　年駐京公使館配備　９　名見

習翻譯；在領事中，有些人顯然是“中國通”，如駐長沙的詹森和駐上海的

① 小約翰？A。穆爾：《對華的國際財團和美國的對華政策，1909—1917　年》（克雷蒙特研究院博士論文，

1972　年），第　18—31　頁。

② 雲南府即昆明——譯者。

高思，這兩人後來都擔任過駐華大使。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典型的短期政治

任命和付酬僱代理領事的制度相比，這顯然是一個變化。

１９１７　年以前俄國領事館業務人員具有的專業知識，與英國的相當，這是

利用了聖彼得堡大學東方語言學院的知識的緣故，而從根本上說，則得益於

俄國的傳教士，從　１８　世紀以來，他們享有北京的語言訓練設施。１９１３　年，

俄國保持了　８　個總領事館（廣州、哈爾濱、喀什噶爾、瀋陽、牛莊、上海、

天津和北京）和　１１　個領事館（其中　９　個設在滿洲或蒙古）。那一年有四名見

習翻譯隸屬於公使館。①

日本在　１９１３　保持　８　個總領事館（廣州、青島、漢口、哈爾濱、瀋陽、上

海、天津和香港）和　２２　個領事館（其中　１０　個設在滿洲）。在日本領事職務

當中，被派往中國任職往往被認為不如在歐美使團任職那樣愜意。在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