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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有影響，是因為胡適把它引進了

文化大門。

這等於說，中國的歷史並非人們關於在中國發生了什麼事的那種想法，

相反，而是人們關於中國人發生了什麼事的那種想法。根據這一觀點，現代

富有活力的實體是有其民族國家和文化的民族。大部分民族大事的編寫者按

照他們自己的種族－文化發展思路編年代史，這是很自然的事。外國人是外來

的，住不長的。事實表明：傳教士、外國僱員、商埠的居民都最後從中國舞

臺上徹底消失，就像　１９　世紀後期歐洲的殖民地行政當局在　２０　世紀中葉從它

們的殖民地徹底消失那樣。

第四個問題因而是：外國影響如果要傳給中國人民，必須用中國的語言

和書寫方式來傳佈。中國人與“夷人”交往的長期經驗，已經發展了經過時

間考驗的思想和反應方式。例如，內和外是很古的中國範疇，既以地理概念，

又以象徵意義廣泛應用。於是，外國位於中國之外，但是行叩頭禮的外國統

治者可以成為外藩。①天子本人必須內（品格）是聖賢，而外（行動）表現為

一個英雄，正像一個君子必須內則先修其身，然後外以其模範行為努力去平

① 楊聯陞：《關於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的歷史筆記》，載費正清編：《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傳統的中國

對外關係》，第　32　頁。

天下那樣。相互關聯的內和外兩個範疇，使中國人考慮對國內的和外國的刺

激因素作出反應時，始終保持純粹的中國方式。②張之洞普及的提法“中學為

體，西學為用”中的一對相似的用語，證明在處理西化時是有用的。由於體

和用實際上指的是一個單一實體的兩個方面，所以張之洞是錯誤地用了這些

字眼。不要緊，它有助於使中國西化。

這樣，進入中國的外國影響，必須透過語言這一關。外國思想的翻譯常

常接近於漢化。正像為了適應現代需要而把印歐語系加以現代化那樣，中國

也創造了新名詞，許多是從日文吸收的，用以表達新的意義。可是古代漢字

用於新的片語時，並不能完全擺脫它們積累起來的涵意。

例如，傳入中國的外國信仰在有些關鍵的用語上有明顯的困難。基督教

的傳教士長期艱苦奮鬥以尋求　Ｇｏｄ　的最佳譯名，Ｇｏｄ　無疑是他們事業的中心。

天主教徒使用了“天主”，而新教徒則各自使用“上帝”和“神”。還有，

西方自由主義的兩個神聖名詞“ｆｒｅｅｄｏｍ”（自由）和“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個

人主義），翻譯時，正如在日本，保留了一種任性的無責任感的涵義，使為

人人的學說去為個人自己服務。規規矩矩的儒家信仰者給嚇壞了。西方個人

主義的美德變成了沒有責任感的只顧自己的放縱。

權利（ｒｉｇｈｔｓ）的思想即使在現代西方也是新發展起來的，但是在中國，

這種思想幾乎沒有什麼背景，以致必須為它創造一個新名詞。１８６４　年當美國

傳教士丁韙良在翻譯惠頓的《萬國公法》時，用了權利一詞，不久此詞又在

日本被使用。但是這兩個漢字當然已有固定的意義，兩者結合起來似乎是說

“ｐｏｗｅｒ－ｐｒｏｆ－　ｉｔ（權力－利潤）”，或者至少是說“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ｂｅｎｅｆｉｔ（特

權－利益）”。這樣就使一個人對權利的維護，看起來像一場自私的權力遊戲

了。①

最後，再觀察主要的馬克思主義名詞“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ｔ”，它最初的意思是

古羅馬的窮人，而現在在英語中保留了城市窮人的涵義。此詞譯成了“無產

階級”，在毛澤東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