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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中國人生活中的“外國”因素在那個時期是如此普遍，要弄清這些

因素就需要我們作出一系列區別或闡述。首先，本文的大部分讀者可能仍然

把中國看成一種堅持自己的方式而不同於“西方”的獨特的文化。普遍的看

法支援這一假設，它產生於由啟蒙運動時期耶穌會士作家傳佈、並由歐洲的

漢學進一步發展的“中國”這一不可分割的形象。它意味著西方把中國的形

象作為整體的社會和文化而加以接受，這個形象形成了一種重要的國家神

話，並被它的有學問的統治階級孜孜不倦地傳播開來。①這種把“中國”作為

一個獨特文化實體的思想，在剛進入本世紀之際，在中國人的思維中仍佔支

配地位，它使“外國”更多地成為僅僅是政治上所作的區分，即有時是指西

方國家中的事物。

其次，我們必須辨認出實際的外國的存在，中國國內有許多外國人——

有數萬人住在大城市中，這些城市的大部分是外國人部分地參與管理的商

埠；數百人被連續的幾屆中國政府所僱用；數千名傳教士住在內地的駐地。

除此之外，還有外國的駐守軍隊和在中國內河的外國海軍艦隻。所以我們可

以更好地想象一直給予外國人特殊地位和特權的不平等條約之下的中國“半

殖民地”的一面。這一卷以一章的篇幅專門論述“外國的存在”。不論根據

① 關於漢學和“中國文明的自我形象”，見芮沃壽：《中國文明研究》，載《思想史雜誌》，21。2（1960

年　4　—　6　月），第　233—255　頁。在發揮本文時，我大大地得益於瑪麗？克萊爾？貝爾熱、馬克？埃爾文、

費維愷、劉廣京、孔飛力、崔瑞德和王賡武等人的評論。

什麼定義，它具有許多移植到中國環境中並在那裡共同繁榮起來的獨立自給

的亞文化群的許多特點。

根據外國人建立自己的生活方式這一描述，我們可以瞭解到為什麼　２０

世紀　２０　年代的國民革命是在反帝國主義的情緒中爆發的。帝國主義的存在成

了比以往更為團結的革命努力的目標。

但是這一革命努力本身卻代表了其他的外國勢力。革命總有外國支援

者。孫逸仙領導的同盟會是　１９０５　年在日本的推動下，在東京的青年中組成

的。它由海外華僑商界資助，並利用了香港和上海的外國行政當局的保護。

後來，蘇聯革命的使者既推動了中共的建立，又推動了國民黨的改組。因此，

這場革命是利用外國人、他們的援助、思想和方法去打擊外國建立的事業，

把它當作國內的革命目標。

但是第三點區分或第三個問題是，中國人的歷史必須由中國人自己而不

是由外國人來寫。的確，當這個時期的歷史用中文記載時，出現了一件有趣

的事——外國人幾乎消失了。總稅務司安格聯爵士可能徵收，甚至扣押海關

的收入。孫逸仙的顧問鮑羅廷可能起草了國民黨的憲法。蘇聯將軍布留赫爾

（加倫）可能擬訂了蔣介石的作戰計劃。他們雖然擔任擁有實權的職務，但

都不是中國人。他們即使不是幾乎全部在中國的記載中被抹去，也都被貶低

了。這種在華外國人在歷史上不露面的現象，不但反映了現代的愛國自尊心，

否認外來者在中國人生活中起主要作用，它還符合一個長期的傳統，如從歐

亞大陸西部來的馬可波羅一家和伊賓？拔都他在中國的記載中沒有他們的地

位，因為他們處於這一文化之外。中國的社會保持了它的一體性。它有中國

的語言和文字型系的界限。只有當利瑪竇和赫德等個別的外國人士說寫漢文

熟練得足以載入許多檔案時，他們才出現在中國的歷史上。

在華外國人有吸引人的歷史，但這是他們的歷史而不是中國的。當英美

業餘劇團在上海工部局管理的公共租界上演《彭贊斯海盜》而獲得巨大成功

時，它是中國的一件事，但不是中國歷史上的事件。外國人的經歷不同於中

國人的經歷。易卜生的《玩偶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