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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日關係中保持某種獨立性，滿洲政府與俄國也保持良好關

系將對它自己有利。可以向張作霖指出，某些日本集團準備以一位低能的將

軍來代替他，“但是當存在正常關係時……我們認為沒有理由讓別人來代替

他”。與張作霖（以後並與日本）達成協議的幾個問題之一應該是，保護革

命的蒙古不受張作霖侵犯。

在與日本談判之前，俄國應集中力量真正改善關係並影響日本的輿論。

委員會醞釀一個可能的三方協定（蘇聯、日本和中國），但是“在政治上和

外交上應該這樣打好基礎：使中國人不可能把中國發現自己暫時被迫向日本

作出的任何讓步，解釋成我們參加的一種勢力範圍的劃分”。應讓左派人士

知道，俄國只准備容忍中國向日本帝國主義作出的那種讓步，這種讓步是保

① 同上。

② 這是估計數，因為隨著新顧問的來臨，人數有變化，有的來自北方縮小的或撤消的軍事代表團。伍朝樞

可能在　1925　年　10　月後期告訴德國的領事，有　38　名俄國人在廣州政府中工作，英國外交部　405/248　第　251

號（F5914/194/10）。維什尼阿科娃…阿基莫娃於　1926　年　2　月　28　日來到廣州，她提到了同船的六名新來者，

並敘述她在廣州遇到了許多俄國人，但沒有提供總人數。《在革命的中國的兩年》，萊文英譯本，第　141、

149、176—188　頁。

① 檔案藏於哈佛大學托洛茨基檔案館。《我們的關於中國和日本的政策的問題》，載《利昂？托洛茨基論

中國：彭述之導言》，第　102—110　頁。格魯伯的《蘇俄主宰共產國際》第　462—467　頁有摘要，但題目和

譯文不同；梁的《中蘇外交關係》，第　286—289　頁有評論。特別委員會的其他成員是契切林、捷爾任斯基

和伏羅希洛夫。

衛革命運動使之不受聯合的帝國主義進攻所必需的。可能舉行的聯合談判，

將達到以下的目的：以某些讓步為代價，在日本和英國之間打進楔子。

俄國公開宣佈，它完全同情中國群眾為爭取一個單一的獨立政府而進行

鬥爭；但是它將反對俄國進行任何軍事幹涉的想法：中國的問題必須由中國

人民自去解決。在實現一個統一的政府之前，蘇聯政府“試圖與現存的所有

中央和地方的政府建立和保持忠誠關係”。因此，委員會在向南方看時，認

為如果人民軍隊（即國民軍）不得不長期把地盤讓給吳佩孚，那麼與吳達成

一項協議以削弱他對英國（“中國獨立的主要死敵”）的依賴是有利的。應

鼓勵廣州政府把其地盤不僅看成臨時的革命灘頭陣地，而且看成是一個需要

穩定政府的國家，還應鼓勵它集中全力於內部改革和防務。斯大林對被批准

的文字進行了補充，說廣州政府應“斷然放棄任何擴張性軍事征戰的思想，

總的說還應放棄會把帝國主義者推向軍事幹涉道路的任何活動”——反對蔣

介石北伐計劃的一種告誡。一張便箋指示駐巴黎的蘇聯大使查明廣州政府有

無可能與法國妥協，是否會派代表去法國試探這種可能性。①

總之，正如研究這個時期中蘇關係的一個專家所概括的這份檔案的主

旨，俄國的策略“是要分裂帝國主義陣營，其手法是把英國作為排外行動的

主要目標加以孤立，並在損害中國利益的情況下收買日本”。①但是就在這個

時候，廣州發生的事件清楚地說明，俄國不能控制國民革命的方向。蔣介石

３　月　２０　日政變的含義，莫斯科的領導集團到　３　月底顯然還沒有領會，或者至

少沒有影響他們關心北方的基本策略。

國民黨內權力關係的再調整

１９２６　年　３　月　２０　日“中山艦事件”的原因和蔣介石從此以後玩弄權術的

手法，都非常複雜和使人迷感不解，這裡不能詳細論述。②由於廣州三名最高

級俄國軍事顧問盛氣凌人的態度和對俄國武器和資金分配的控制，由於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