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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權的專橫行為，一方面又感到

自己不能沒有它。

在經歷了十年的篡奪權力和高壓政策之後，資產階級感到，復興　１９１２

年臨時約法所建立的共和國法律實體是困難的。１９２１　年　１０　月，商聯會支援

召開國民會議的主張，建議各省議會和各商業與教育團體的代表聚集在一起

負責決定政體，保證統一國家，遣散軍隊和改組財政。②

① 《北華捷報》，1920　年　10　月　28　日，第　223　頁。

② （鄧）峙冰：《時局雜感》，《上海總商會月報》，3。2（1923　年　2　月），《言論》欄。

③ 謝瀛洲：《中國的聯邦主義，對部分省憲法的研究》，第　83、204　頁。

④ 孔飛力：《民國時期的地方自治：控制、自主和動員問題》，載魏斐德、卡羅林？格蘭特編：《中華帝

國晚期的衝突與控制》，第　257—298　頁。

⑤ 《“清合呈政府特許全國商會自練商團案”：四川成都總商會代表提議》，《上海總商會月報》，3。4（1923

年　4　月）。

⑥ 14—15　世紀北歐商業城市的政治和商業同盟——譯者。

⑦ 《“保護商埠安全議案”：漢口總商會提議》，《上海總商會月報》，3。5（1923　年　5　月）。

① 《北華捷報》，1923　年　1　月　6　日，第　8　頁。

② 茹玄：《關於國是會議之片言》，《上海總商會月報》，1。5（1921　年　11　月），《言論》欄。

在　１９２２　年　３　月至　９　月國民會議開會期間，大會只限於提出一些憲法草

案。與此同時，自由主義分子和資產階級的確都寄希望於吳佩孚將軍，吳把

１９１７　年解散的舊國會的議員們召回到北京，似乎要以共和國法統的名義打出

重新統一全國這張牌。可是　１９２２　年北京的政治春天太短了，不可能導致商界

所希求的憲政復興。重建地區自由和共和原則的努力以完全失敗而告終。

在省一級，自治運動被善於投機取巧的將軍們利用，成了變相的軍閥割

據；而在國家一級，１９２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頒佈的憲法則是中央集權和單一政府

傾向的勝利。

這部悄悄地產生的憲法頒佈時的環境比它的條文更重要。曹錕　１９２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發動政變解除黎元洪的總統職務所引起的最後危機，葬送了這個憲法

想要恢復的共和國的合法實體。為了解決這一全國性的危機，上海總商會企

圖建立一個“商人政權”——它的迅速崩潰以半是喜劇半是悲劇的方式說明

了中國資產階級所起作用的侷限性。

６　月　２３　日上海總商會開非常會議，會上“宣佈獨立”。①脫離，作為中

國曆史上表示反對的一種典型形式，一般是地區掌權者所採取的行動：從地

理的觀點來看，這種現象一般表現為混亂年代政治重心的突然轉移。現在，

像上海總商會這樣一個既無地盤又無軍隊的組織，竟然採用了這一戰略，未

免令人感到吃驚。上海商界在和一個信譽掃地的共和國合法實體斷絕關係以

後，又回到了這樣的看法，即中國政治問題要交回“人民手中”才能獲得解

決——也就是說，開國民會議。但是商界不願將這個會議擴大，讓各方面的

城市精英都參加，他們自行建立起一個由　７０　名委員組成的“民治委員會”以

恢復“民主”，而總商會的　３５　名董事成了這個委員會的當然委員。這個商人

政權拋開分省自治的庇護和任何憲法上的藉口，實際要求統治整個國家。

這一膽大妄為的做法引起了兩位國民黨員徐謙和楊銓的諷刺性批評。“最

可笑者，上海商會妄欲組織商人政府……一若除商人外無人民者，又若除上

海商人外無人民者……”“我國商人向缺乏政治常識，每激於一時之熱情，

輒思有所振作，殊不知盲從妄作，根本已錯……今上海之商人政府，僅限於

商會中會員……以之辦理本商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