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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內之事，固屬甚宜，若謂其即可處理國

事，寧非可笑？”①說來奇怪，唯一的鼓勵來自毛澤東，這時他支援統一戰線

的政策，他說：“上海商人……採取革命方法，鼓起擔當國事的勇氣，進步

的非常之快”。②曾經鼓勵商人參與政治的美英外交官們對事件的發展並不感

到慶幸；《字林西報》諷刺商會要求軍人不要干涉政治的作法，把商人比做

伊索寓言中的老鼠，問道：“誰去給貓掛上鈴鐺呢？”③

商人政權的幻想事實上很快就消失了，從　８　月起上海總商會又開始和軍

閥們談判維持當地和平的問題：民治委員會讓位於一個反對浙江與江蘇兩省

之間的戰爭的協會。

就這樣，商人們無力建立新的政權，只好進行談判——就像他們一向所

乾的那樣——和現有的當權者談判。不過在黃金時代的那些年裡，傳統的實

① 《上海總商會月報》，3。7（1923　年　7　月），《會務記載》欄；美國國家檔案館，駐上海總領事克寧翰電，

1923　年　6　月　26　日，89300/5095。

① 《“商人政府”的批評》，《東方雜誌》，20。11（1923　年　6　月　20　日）。

② 毛澤東：《北京政變與商人》，《嚮導週報》，1923　年　7　月　11　日，第　31—32　頁。

③ 《字林西報》，1923　年　6　月　26　日。

用主義取得了新的意義。除了保護某些集團的利益外，它現在還透過不斷地

解決種種具體“問題”而確保進步。在胡適的鼓吹下，這種主張被中國銀行

家們採用來處理他們和已經削弱了的中央政府之間的關係，他們想借此迫使

政府接受他們的觀點。“在進步已不可能的局勢中，總也需採取某些步驟”。

④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中央政府財政困難，又不能向外國貸款（受到　１９２０

年新銀行團協議的限制），這使中國的銀行家們處於強有力的地位。中國的

新式銀行被外國銀行截斷了向對外貿易提供貸款的渠道，又被舊式的錢莊堵

死了向國內貿易網提供資金的通路，於是就利用政府增加國內借款所提供的

機會獲利。由於國家財政處境艱難，這種投資比表面上看起來往往更有利可

圖。利息實際上是按債券的面額計算的，而債券常常是以極高的貼現率取得

的。利潤與風險成正比：二者都很高，因為在政局混亂的情況下，公款的投

資與兌現自然是非常危險的。

大多數從事這種業務的銀行不是具有官方的地位，就是和政界有某種關

系。它們大都設立在北京或天津，其董事和貸款人中就有不少過去的部長或

未來的部長：例如梁士詒、周自齊、王克敏、曹汝霖、葉恭綽。

北京的銀行界和政界之間的微妙關係，可以很好地用交通系的活動來加

以說明。乍一看人們會以為，１９２０　年以來使銀行家們和部長們分裂的對抗，

只不過是掌握統治權的軍事政治官僚集團內部派系鬥爭的表現。①這樣分析雖

然也對，但不全面。這樣的分析沒有考慮到在銀行家之間已經發展起來的團

結一致，以及他們對政府的無能與錯誤的不滿。

北京銀行家協會體現了當地金融界的團結和力量。它在全國銀行公會聯

合會中的影響可以和上海旗鼓相當。１９２０　年　１２　月　６　日全國銀行公會聯合會

在上海開第一次代表大會時，它警告政府，如果想得到資金，就必須縮減軍

費開支，調整內債，改革幣制。②用張嘉璈的話來說，銀行家們的不妥協態度

只不過是“他們愛國心的表現”。“他們準備為任何有助於國家的公債提供

強有力的支援”。①　１９２１　年　１　月成立中國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