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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重新規定它與國家的關係的機會。它極力想打破多少個世紀以來如下的

惡性迴圈：要麼是企業自由和社會動亂並存，要麼是政治穩定和經濟剝削（或

壓迫）同在，這一直是設想任何新的國家結構時僅有的選擇。這樣，在一段

時期裡，自治和聯邦主義成了資產階級實現其政治策略和階級抱負的工具。

自　１９２０　年起，這一自治運動好像把基本上互相對立的支持者聚集到了一

起：保守的名流和開明的或者野心勃勃的軍人、革命的知識分子和商會。資

產階級力圖利用這個運動來實現它互相矛盾的願望：自由與秩序。商人們鼓

吹制定省憲，鼓勵恢復地方政府機構，希望藉此加強自己的權力，以對抗來

自政府或軍事官僚機構的干涉。在那些將首先受惠於這一運動的非官方的地

方精英中，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商人階級起著越來越大的作用。

還有，省或地區的框架似乎特別適合於從丁文江到武堉幹這些自由主義

知識分子所鼓吹的“職業主義”發揮作用。①部分地由於約翰？杜威的行會社

會主義的說教的啟發，職業主義提倡將公共事務的責任移交給專家。“工匠、

農藝師、教授和知識分子的政府萬歲！從事工作的人們的政府萬歲！……打

① 胡適：《我們的政治主張》，《努力週報》，2（1922　年　5　月　14　日）。傑羅姆？B。格里德英譯，見其《胡

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第　191　頁。

② 《全國商教聯席會議始末記》。

① 丁文江：《少數人的責任》，《努力週報》，67（1923　年　8　月　26　日）。武堉幹：《聯省自治與職業主

義》，《太平洋》，3。7（1922　年　9　月）。

倒無所事事的人的政府！”①《上海總商會月報》以論戰的口吻重複了這一主

題，主張“職業政治”：剝奪一切“無職業者”的公民權——指的是“貴族、

軍閥、官僚和政客”。②

大多數有關制定省憲的主張沒有走得這麼遠，它們在保護職業利益的同

時，也給地方當局以廣泛的經濟權力，例如管理鐵路、電話、電報，以及創

辦發行紙幣的銀行。③

資產階級不只是希望透過自治來保證從官僚主義下獲得解放，它還希望

按著自己的利益建立控制社會的有效體系。新近的研究突出了自治政府機關

的發展和“裡甲”型稅收系統或“保甲”型公安機構的發展之間的共存關係。

④２０　年代初商團的發展同樣證明企業界急於負責保障社會秩序的願望。１９１６

年，對這類團練組織作了嚴格的規定。這是袁世凱　１９１４　年解散地方諮議局的

結果，表明了官僚主義的復辟。隨著自治運動的發展，商人們要求放寬這種

限制。他們“請政府允各商會自練商團而行自衛”。⑤漢口商會援引漢撒同盟

⑥的先例，要求組織真正的城市聯盟，認為如果全國各城市能真正團結一致，

商人將擁有極大之權力。⑦

但是，雖然北京政權的衰落鼓勵了自治的傾向，商人們也碰到了消極的

影響：沒有任何方法可以維持社會秩序，也沒有辦法引導經濟現代化，因為

經濟現代化加速前進的步伐要求有統一的貨幣和關稅制度。這種對強有力的

國家的懷念，在各商會要求“中央”給予指示、發出禁令、糾正錯誤等數目

繁多的動議中都表現了出來。其結果是商人們即使在要求自治的同時，也不

肯放棄中央集權的好處。他們認為，採用聯邦制就可以克服這種矛盾，滿意

地調節中央政權和地方政府之間的關係。

知識界展開了一場關於憲法知識的較量，不斷地比較德國、奧地利和美

國憲法的優劣。而上海總商會則堅持市政管理和警察職能必須歸地方當局負

責，堅持工礦企業不能由中央政府管轄，“不但因為這樣會使工業本身的發

展陷於癱瘓，並且還會使中央政府有可能將屬於這些企業的權益抵押或出

售”。①因此，資產階級繼續一方面害怕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