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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中取代外國人，獲得了某些成功，現在，他們要取代外國人而充當

向政府提供貸款和控制政府財源的人了。由於低估了中國銀行家們的力量和

決心，列強犯了一個錯誤。１９２１　年　１１　月至　１９２２　年　２　月的華盛頓會議給他們

提供了一個改正錯誤的機會。美國的外交政策在英國的支援下把賭注押在中

國的資產階級身上；他們所推行的政策預示了　２０　世紀後半期的新殖民主義，

他們力圖保證中國權力由當地的精英們，特別是由實業界的人士們接管。

華盛頓會議的宣告發表以後，中國的輿論被髮動起來進行一場聲勢浩大

的“國民外交”運動，各商會和金融團體在其中起著領導作用。這種由公眾

直接進行的外交活動，看起來好像是一個已經沒有統一政府的國家在其政府

代表的合法性引起爭議時的最後一招。就這樣，１９２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至　１７　日

⑤ 聶雲臺（聶其傑）：《為日兵槍殺市民事警告國民》，《上海總商會月報》，3。6（1923　年　6　月），《言

論》欄。法文譯文見　M。克萊爾？貝熱爾、張福瑞：《救國！中國的民族主義與　1919　年的五四運動》，第

103—114　頁。

① 峙冰：《國權回覆與經濟絕交》，《上海總商會月報》，3。4（1923　年　4　月），《言論》欄。

②M。克萊爾？貝熱爾：《中國　1919　年的五四運動：經濟局勢與民族資產階級的作用》，《歷史評論》，

241（1969　年　4　—　6　月），第　309—326　頁。

③ 伍德海編：《中華年鑑，1923　年》，第　674　頁。

④ 《張嘉璈訪問記》，《密勒氏評論報》，1921　年　1　月　29　日，第　470　頁。

① 茹玄：《新銀行團與經濟瓜分》，《上海總商會月報》，1。6（1921　年　12　月），《言論》欄。

教育界和商會代表在上海舉行聯席會議時，蔣夢麟和餘日章兩位代表奉命去

華盛頓表示“民意”。②。這些區別於政府代表團的“國民”代表主要是教師，

但是這兩位國民代表和商界都有密切關係。蔣是一位銀行家的孫子，他家是

上海錢莊的股東。他在　１９１８　年和孫逸仙合作出版《中國的國際發展》時，就

對經濟事務發生了興趣。餘日章作為基督教青年會的總幹事，也和實業界的

領袖們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絡；另一方面，他作為議董（在上海工部局中代

表中國居民的利益），和銀行家宋漢章、陳光甫，紗廠主穆藕初有聯絡，他

們全都是他的親密同事。①

在華盛頓，國民代表們發揮了間接的但卻是很積極的作用。他們捍衛了

中國對山東省的主權，要求恢復在國際上的平等地位，後者是各金融團體和

商會所特別強調的。華盛頓會議部分地實現了中國民族主義者對它寄予的希

望。毫無疑問，這一成功更多地是由於世界列強外交戰略互相沖突，而不是

中國國民外交動員的結果。“如果一隻瞎貓抓住一隻老鼠，那完全是由於運

氣！”一位英國新聞工作者這樣評論說。②但是，畢竟還是需要那隻瞎貓把爪

子伸出去。中國資產階級透過自己的組織表現了它的存在和決心。正是這一

點導致英美外交將賭注押在它身上。

實際上，華盛頓會議以後，在華的外國外交官和企業家們加強了他們的

呼籲。“代表中國經濟生活的人們有責任直接參加中國的政治改組。”——

新任英國駐華公使麻克類爵士在北京就任時這樣說。③而滙豐銀行總裁　Ａ．Ｏ．

蘭則發表瞭如下的見解：“正是中國商界輿論和既得利益集團的主要部分……

將證明它是不久將來的主要力量。”④太古洋行老闆兼上海英國僑民組織的中

國協會主席　Ｅ．Ｆ．麥凱又進一步闡述了這一主題。⑤提出這些呼籲的根據是，

據稱各商埠“所有”商人的利益都是一致的：使經濟發展陷於癱瘓的動亂停

止，中國人和外國人都能從中同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