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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好處。中國商人有責任保證外國人全

心全意祈求的中國政治改革的實現。這一改革的動力應來自內部，但也可從

外部加以支援。因此外國人向中國商人發出的這些敦促充滿了各式各樣提供

援助的建議。《字林西報》的社論作者建議：“一名具備良好資格的顧問，

在商界的支援下，能夠代表一個誠實的政府很快地改組財政工作。”①而　Ｅ．Ｆ．

麥凱則預言，在清除了腐敗的官僚以後，“商界將接管權力，必要時可由外

國顧問協助”。②

外國人小心翼翼地設法發動一場政治運動，他們急不可待地想要利用它

的潛在力量。動力似乎來自漢口，１９２２　年　１１　月在那裡曾經開了一次萬國公

民大會，他們並且和正在那裡舉行全國聯席會年會的中國各商會的代表取得

聯絡。③雙方就一個遣散軍隊和建立立憲政權的綱領達成了協議。資產階級熱

② 《全國商教聯席會議始未記》，《上海總商會月報》，1。4（1921　年　10　月），《紀事》欄。

① W。S。A。波特：《參加太平洋會議的人民代表》，《密勒氏評論報》，1921　年　10　月　22　日。

② 《北華捷報》，1922　年　2　月　18　日，第　420　頁。

③ 《麻克類爵士與中國商人》，《北華捷報》，1923　年　2　月　17　日，第　446—447　頁。

④ 《北華捷報》，1923　年　3　月　10　日，第　664—665　頁。

⑤ 《北華捷報》，1923　年　5　月　19　日，第　471—472　頁；1923　年　6　月　23　日，第　818　頁。

① 《向商人們說的老實話》，《北華捷報》，1923　年　4　月　14　日，第　77　頁。

② 《北華捷報》，1923　年　6　月　23　日，第　818　頁。

③ 《北華捷報》，1922　年　12　月　16　日，第　711—712　頁；雪莉？加勒特：《中國城市裡的改革者：中國基

烈歡迎這一政治上的合作，但極力否認他們有建立“一個附屬於他們（外國

人）的封建資本制度”的任何意圖——這是共產黨報紙《嚮導週報》對他們

的指控。④“敦請一友邦為佐理，系自動的而非被動的……系暫時的而非永久

的”。⑤孫逸仙本人在　１９２３　年　１　月　２６　日發表的《和平統一宣言》中，似乎也

支援“和平之要，首在裁兵”的主張，認為可以“敦請一友邦為佐理，籌劃

裁兵方法及經費”。⑥

英美外交政策所設想的與中國資產階級合作的建議，意在推動中國資產

階級逐步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是這一企圖卻顯得異乎

尋常地不成熟，因為資產階級在當時無力承擔其外國導師夢想賦予它的政治

命運。

行動中的自由主義

不考慮資產階級所進行的這場失敗了的政治遊戲的發展環境，就不可能

瞭解這一場遊戲。不掌權的階級的政治心理的形成，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已經

建立起的政權的性質的制約。在當時的中國，傳統的意識形態和精英階層已

經衰落，而又未能引入新的自由權以資補償，在這樣一個失去經過驗證的組

織形式的社會中，在社會和經濟方面已在一定程度上臻於成熟的中國資產階

級被要求承擔起各種責任。專制主義不再與帝制或者與袁世凱的軍事獨裁有

緊密關係：但它還存在，此後是在各地的軍閥當中表現出來，他們為數眾多，

使得他們的對手付出代價而可能取得的部分勝利毫無意義。如果說資產階級

的參與常常顯得不明確、混亂而無效果，這部分地是由它在緩慢的形成過程

中所處的政治環境的性質導致的。

軍閥時代是普遍不安全和剝削的時代。每一個社會集團都受到影響。在

資產階級條約口岸的外國租界裡可以逃避內地商人所受的搶掠和橫徵暴斂。

但是它的經濟活動是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