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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西方列強自中國的撤退，日本的廉價“劣貨”潮水般充斥中國市場，直接

和中國企業的產品競爭。１９１９　至　１９２０　年由學生髮起而由商人付諸實施的抵

制日貨運動，不失為對缺乏關稅保護的一種補救。日本在中國新建企業的速

度減慢，以及日本貨進口減少，也許部分地是由於這一運動。不過要把這一

抵制的影響和當時日本從戰時經濟過度到和平時期經濟這種轉變所引起的危

機的影響區別開來是不容易的。在抵制日本“劣貨”的同時，掀起了提倡本

國產品和“愛國貨”的運動，這就使這一運動的性質發生了根本變化。抵制

運動不再是對某一特定措施或某一特定政策的敵視，而是變成了促進中國建

立自己工業的“長遠計劃”和永久性的組織原則。“當每一個地方都回響著

‘中國人民自己建立的股份工業公司萬歲’的口號聲的時候……這一次抵制

運動的目的才算達到了。”①資產階級在這裡所表現的已經不再是排外思想和

短暫的激情，而是要代之以工業救國的思想。各種情緒的反應必須讓位於“國

策”。②抵制運動首先要考慮到“民族經濟利益”。③這是目的，不是手段。④

① 《北華捷報》，1920　年　6　月　12　日，第　660　頁；1920　年　12　月　11　日，第　745　頁。

② 《北京時報》，1919　年　11　月　21　日。

① 日本外務省外交檔案：《中國抵制日貨，雜件　M。T。3。3。8。5—1》（1919　年）。從煙臺致領事的急件，1919

年　8　月　29　日（編號　740856—740873）。

② 《提倡國貨之我見》，《上海總商會月報》，4。5（1924　年　5　月），《言論》欄。

③ 文漢：《由工業見地上論維持國貨與抵制日貨》，《實業雜誌》，71（1923　年　9　月）。

④ 《提倡國貨》，《上海總商會月報》，4·5（1924　年　5　月）。

聶雲臺將這一分析引向極端，變成了類似甘地的不合作主義。⑤

在這樣的環境中，抵制的責任又落到商人的肩上，他們此後應實施抵制

的各種規定並親自保證加以監督，①學生則不應參加進來。這實際上是個防止

出事故和出現混亂的問題，是個避免無謂的財政損失的問題，也是個使群眾

運動為資產階級所組織的經濟發展服務的問題。

在　１９１９—１９２０　年之間的各種經濟報道充滿了有關抵制對建立中國工業

的激勵作用的記載。②但是人們怎麼能夠將這種特定的作用從極端有利的一般

經濟環境中孤立出來呢？這種作用也不過只是這種有利環境的一個組成部分

罷了。

當資產階級為了特定的具體任務而進行鬥爭時，其結果是比較容易看得

出來的。１９２０　年　１０　月，列強簽署了一項協定，決定組織一個國際銀行團負

責向中國當局提供全部政府間的貸款。作為擔保的方式，銀行團建議由他們

控制某些國家收入：鐵路收益、甚至——根據一再否認的謠言——地產稅。

新銀行團的條款公然說，“歡迎中國資本予以合作”。③當中國的金融團體於

１９２０　年　１２　月在上海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時，他們決定不申請加入這個

銀行團，而是自己組織一個銀行團以應付外國的挑戰：“國際銀行團一再宣

布援助中國的意願……對此我們深表謝意。但是對中國的行政事務進行根本

改革是中國人自己的事。”④

《上海總商會月報》發表了一篇措詞強硬的社論，譴責列強包藏禍心，

並揭發他們“經濟瓜分”的詭計，認為中國正受到這一陰謀的威脅，指出：

“指鹿為馬，以鴆當醴……昔之自由割據各獨享受者，今變為合力併吞分贓

享受耳。”①

中國官員和財界堅持不懈的敵對態度使國際銀行團的投資計劃未能實

現。這是資產階級的一個政治勝利。在前此的年代中，他們力圖在經濟現代

化的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