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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容易接受後者作為財政部長對他的金融活動所加的控制。這種關係無疑有

助於他在政府中的前途。他被派往美國，就幣制改革框架內中國白銀儲備的

換算事宜進行談判。１９３７　年以後，陳就完全從事公職：他負責中國向美國借

款的工作，從　１９３８　至　１９４１　年，又擔任財政部對外貿易委員會主任。①

浙江興業銀行的贊助者李銘（１８８７—１９６６　年）的經歷沒有發生這樣明顯

的方向改變，但也帶有更多的官員的性質。１９２７　年他被任命為國債基金保管

委員會主席，保證了對內債的良好管理，提高了政府的信譽。１９３５　年之後，

政府任命他負責改革金融部門機構的工作。②

１９２７—１９３７　年，新政權的借款政策給銀行家們帶來了財政利益，經濟管

① 包華德和裡查德？C。霍華德編：《中華民國傳記辭典》，3，第　452　頁。汪—駒：《中國知識分子和西方，

1872—1949　年》，第　418　頁。

② 包華德和霍華德：《傳記辭典》，1，第　26　頁。

③ 同上書，1，第　379　頁。

① 同上書，1，第　192　頁。

② 同上書，2，第　316—317　頁。

理部門向他們敞開了官方或半官方前途的前景，這兩者既鼓勵他們支援政

府，也加速了他們由企業家轉變為公務員或半公務員。此外，政府透過　１９３５

年在銀行業採取的突然行動，控制了全國銀行　６６％至　７０％，沒有給他們留下

多少選擇的餘地。相比之下，實業家和商店主則不是被拉攏而是一直受到壓

制。資本稅的負擔在新的財政制度下日益加重：１９２８　年制定統一貨物稅，

１９２８、１９２９　和　１９３９　年修定關稅。當　１９３５　年紗廠和麵粉廠大廠主榮宗敬被判

決破產，需要政府幫助時，他向政府指出，在前此三年中他總共交納了　１０００

萬元的稅款。③穆藕初在　１９２３　年的危機中對其紗廠失去控制，而在　１９２９　年卻

接受了財政部次長的職位，①但是，撇開像他這樣的少數例外不談，實業家和

商店主當中卻沒有大批轉入仕途的跡象，而在金融界這是引人注目的。實業

家和商店主顯然不能像銀行家們那樣為政府的赤字提供財政支援。他們也就

得不到同等的優惠待遇。１９３５　年以前，他們還能在自己的企業中保持一定的

自主權。那時政府只控制了華資工廠的　１１％到　１４％。②但是在以後的歲月中，

政府在強有力的國家銀行網路的支援下，把它的控制伸向已被世界經濟危機

削弱了的工商業部門，而沒有號召企業家們以其技能為國家服務：他們通常

被排擠出去，得好處的是那些已經就任的國民黨官員。

就這樣，透過強制和授與特權相結合的辦法，資產階級被統一到國家機

器中去了。強制打擊企業家最甚，而特權使銀行家受惠更多。

這個政權急功近利的觀念可以解釋它為什麼給予資產階級的幾個主要集

團以不同的待遇。的確，現代銀行的運營幾乎完全靠公共開支提供資金作為

基金，這就使企業家們有接受官僚政治所加的調整的準備而不那麼可能接受

中國商人和手藝人自主和合作傳統的調整。異化了的資產階級已經不再是自

己的主人。自此以後，它的命運要由已經把它置於監護之下的政府決定：資

產階級的命運取決於這個政府的所作所為，更深刻地說，取決於它的真實本

性和它對自己應起的作用的看法。對中國資產階級的研究於是轉到了對南京

政權的分析。

官僚與資產階級的共生

正像　Ｅ．巴拉茲曾經極其生動地描述過的那種迴圈運動那樣，資產階級一

旦從屬於國家，勝利的官僚機器就會再度壓制它的創業精神。國民黨的文職

官員和對政府唯命是從的資產階級在　３０　年代形成的共生關係，與舊帝國衰落

時期的官僚資本主義頗為相似。在國民黨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