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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下，也像在清朝統治下一樣，

政府力圖用現代化的企業來加強它的基本權威，而高階官吏則利用在經濟發

展的幌子下動員起來的人力和物力為自己謀求私利。但是，現代化的主題在

國民黨的意識形態中所起的作用及條約口岸的資源在其財政體系中所佔的關

鍵性地位，是否允許我們把南京政府和儒家農業帝國相提並論呢？

從國民黨政權所進行的制度改革來觀察，可不可以認為官僚和資產階級

共生是因為企業家階層還很軟弱，國家為了鼓勵其發展，採取一種國家獨立

與國內和平的政策，暫時給予救助？德國與日本的資本主義社會就是這樣發

展起來的。或者，也許我們應該認為，國家的干預根本就不是為了推進私人

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是宣告由政府實際接管其發展。資產階級部分地被吸收

③ 科布林：《上海資本家》，第　173　頁。

① 汪一駒：《中國知識分子》，第　477　頁。

② 科布林：《上海資本家》，第　362　頁。

進官僚政府，正好與一個技術官僚與管理者階級的形成同時，和以企業官僚

主義化為特徵的清朝舊式官方資本主義相比，這是一種以官僚專業化為基礎

的新的國家資本主義。

在國民黨內部，各種意識形態流派矛盾很大，足以支援各不相同的論點。

一種論點支援官僚現代化，願意與企業家們進行對話，急於幫助他們，並讓

他們參加政府；考察　１９２８　至　１９３３　年擔任財政部長的宋子文的經歷，我們可

以看出這種論點。他與資產階級合作的最初嘗試，可以上溯到　１９２８　年　６　月他

為促進企業家與高階官員會面而召開的全國經濟會議。１９３２　年，為了爭取企

業界的支援以反對蔣介石關於軍費開支的政策，宋子文在上海總商會組織了

一次反對內戰的會議，這是資產階級最後一次重大的政治表現。第二年，宋

子文力圖讓上海資本家參加國家經濟委員會的領導，這是為發展和管理西方

國家對華財政與技術援助而設立的一個政府機構。宋子文在　１９３３　年　１０　月卸

去了政府職務，這一合作因而中斷，企業界失去了他們的主要代言人。

實際上這個政權仍然受從孫逸仙的教義那裡繼承下來、並因世界危機的

經驗而得到加強的反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支配。在　１９２９　年　３　月國民黨第二次

代表大會期間，它重新肯定了它對私人資本主義的譴責。１９３０　年以後，在從

此成為支配力量的蔣介石影響下，這種譴責由於官方的教義中融合了儒家的

箴言和法西斯主義的原則，而變得更加嚴厲。儘管這種反資本主義思潮可以

從革命歷史中找到正當理由，它卻常常是由傳統的反重商主義感情決定的：

例如　１９３０　至　１９３６　年任山東省主席的韓復榘對這一點就說得很清楚，他急於

改善農村的行政管理，而對過於迅速的工業化與城市化表示懷疑。①

主張現代化的人則在德國和義大利的獨裁者中尋找榜樣，在提高效率的

口號下宣揚由國家來計劃和協調經濟發展。例如中國的法西斯主義理論家和

秘密組織藍衣社的鼓動者劉健群就是採取這種立場的人之一。在他們的懲戒

準則中，“奸商”被列入應從社會里清除的“腐敗分子”之中，他們的目的

是要將重工業、採礦業、運輸業和對外貿易重新置於政府的直接管理之下。②

推行發展經濟的方針是把它當作榮耀和國力的構成要素，它本身並不是十分

優先的目標。

在各種各樣的意識形態後面還有許多力量在起作用：對金錢的貪慾，裙

帶關係和宗派主義。不少高階官員只不過把經濟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