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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９　年　３　月）

制止住了這些資產階級鬧獨立性的表現，而資產階級也好像放棄了一切反抗

的企圖。國民黨向資產階級施加的種種壓力是否足以解釋這種消極的態度

呢？我們能不能夠不重新提出這個政權的資產階級基礎這一論點，而像　Ｊ．費

尤米斯那樣，相信國民黨給了資本家們足夠的補償——至少是對他們中的一

部分人——從而才得到了他們的支援呢？②

在企業家中，這個政權對銀行家們的個人事業和經濟利益盡力最多。在

民國初年，北京的銀行家們與各政治和行政派系關係密切，靠公債發了財。

１９２７　年末，輪到一直珍視自己獨立性的上海銀行家們透過公債成為主要貸款

人了，並由此而將他們的事業和蔣介石聯絡在一起。從　１９２７　年到　１９３１　年，

政府所借的多達　１０　億元的內債中，大多數（５０％至　７５％）是他們提供的。

政府出售債券的價格遠遠低於其票面值，使各銀行得到的實際利潤約達　２０

％，大大高於　８．６％的官方利率。這個政權的頭幾年是銀行業的繁榮時期。

但是在　１９３１　年至　１９３２　年的危機時期，市場飽和、日本侵佔滿洲和政治不穩

① 貝熱爾：《“另一箇中國”：1919　至　1949　年的上海》。

② 科布林：《國民黨政權》，第　1　—　2　頁。

① 科布林：《上海資本家》，第　4　章。

② 費尤史密斯：《商人聯合會》。

定，導致了公債價格暴跌。接著，在　１９３６　年，政府又強行規定償還公債打折

扣。同時，政府透過　１９３５　年實施的幣制改革和在銀行業的突然行動，控制了

主要信貸所，此後一律由國民黨官員管理。

一部分銀行家由於早已喪失了許多特權，又沒有任何進行其他活動的途

徑，只好選擇投身政府上層的道路。吳鼎昌（１８８４—１９５０　年），就是一例。

他於　１９１２　年在中國銀行開始他的事業，曾進行過有利於私股的改革，並按照

美國模式改組私營銀行，將　它們的資源集中到四行儲蓄會。但在　１９３５　年，他

斷絕了和私人企業的一切聯絡，當了實業部長，其後在　１９３７　年又就任貴州省

主席。①

張嘉璈（１８８８　年—）和吳相似，在中國銀行時無論是在北京還是在上海

也都一貫捍衛銀行經營自由的思想。他在建立上海銀行同業公會和《銀行周

報》的工作中起過重要作用；作為中國銀團的首腦，他曾試圖迫使北京政府

接受嚴格的財政控制並進行預算改革。他在　１９３５　年的打擊下被迫離開中國銀

行，當了鐵道部長，１９４２　年奉派赴美國研究經濟建設問題。②

錢永銘（１８８５—１９５０　年）早在　１９２７　年就選擇了從事政治和行政工作的

道路。錢曾努力反對政府對交通銀行的干預，並在　１９２０—１９２２　年上海銀行同

業公會力爭成為有效的和強有力的政治力量的時期，擔任該會的會長。他很

快加入蔣介石集團，接受了財政部次長的職務，並於次年出任浙江省財政廳

長。③

還有一些銀行家參加蔣介石集團，是為了以國民黨官員的身份保住他們

以前以企業家身份經營的企業中的位置。前中國銀行董事長宋漢章就是這

樣，他在　１９３５　年改組後，在宋子文的控制下擔任中國銀行董事會執行委員會

的主任委員。這個在　１９１５　年至　１９１６　年曾經盡一切可能使中國銀行脫離袁世

凱政治操縱的宋漢章，從此為南京政府服務。

有一些人雖然沒有參加政府，還是受到敦促，或多或少地在政府直接控

制下經營，並且由於承擔了官方的使命而改變了他們的前途。例如陳光甫，

在　１９３７　年以前，一直經營他在　１９１５　年創辦的私營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他和

孔祥熙有老關係——他們在美國同學，有人說他們是親兄弟——這也許使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