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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會季刊》（１９１９　年）；北京的《銀行月刊》（１９２１　年）；漢口的《銀行雜

志》（１９２３　年）相繼創刊。這些刊物提供了關於當時現代經濟部門的活動以

及在其發展途程中所遭遇的障礙的異常豐富而精確的證據，與此同時它們對

研究外國市場的重視，說明了為從世界各種經濟激流中尋找中國發展的地位

所作的努力。

這時，階級利益呈現出一種現代面貌，團結一致不再像過去的行會那樣

是既得利益方面的團結一致，而是爭取尚未得到的利益的團結一致。發展的

意識取代了壟斷的傳統。

這一群年青的僱主顯然只代表商業資產階級的一個狹窄的邊緣部分。但

是這個先鋒隊的影響卻在商人權力的正式組織中發揮了作用——各個商會被

迫使自己現代化，並且在一定程度上使自己民主化。

在大戰剛爆發的時候，上海總商會看起來還好像只是受強大的寧波幫所

操縱的一個幫會聯盟。高達數百兩的年認捐額將會員名額限制在　３００　人。除

了各幫會以外，只有一些最重要的企業在商會中有代表。作決定的權力由以

德高望重的朱葆三任董事長、３５　名董事組成的董事會所壟斷，他們大都是從

② 巴里？基南：《中國的杜威實驗：民國初期的教育改革與政治權力》，第　56—63　頁。

老一代商人和買辦中挑選出來的。１９１９—１９２０　年以後由於受到內外壓力的影

響，商會選舉了新的董事會。雖然選舉的範圍並沒有擴大多少，但這個組織

確實自此以後有了稍大一點的代表性。自它誕生以後，上海總商會一直從現

代部門接納代表。但是這一現代部門的代表一般仍是那些同樣與傳統商業保

持聯絡的商人：王一亭、虞洽卿。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商會的董事會擴大，

包括銀行家（宋漢章、傅筱庵、趙錫恩）；紗廠主（穆藕初、聶雲臺）；實

業家（簡照南、榮宗敬），他們的利益和活動完全是朝向現代部門的。在商

會內，他們的活動繼續沿著在各企業聯合會的框架中已經開始的方向：傳播

經濟情報，鼓勵新技術，發展職業教育，和政府當局談判協商。

不過，“舊制度的資產階級”和新式企業家之間的合作並不完全一帆風

順。上海總商會內部在　１９１９　年爆發的五四運動時期出現了一場危機。①對抗

並不發源於那些新的聯合會，而是發源於一些舊式的同鄉會，它們和幫會不

同，一直讓小企業主甚至普通工人參加。１９０９　年由陳洪賚組織的寧波旅滬同

鄉會，較它所從屬的並在一定程度上是它的上級的寧波幫會的貴族氣少些。

但是各組織中最激進的還要數由湯富福（湯節之）擔任首腦的廣州幫會。另

外，在商會內部，一個由約　６０　名會員組成的反對派迫使朱葆三在　１９１９　年　７

月辭職，並提出一個改革綱領，要求放寬會員條件，降低每年所交的會費，

擴大董事會，併成立經濟資訊服務機構。１９２０　年　８　月改選董事會，改革派在

３５　席中佔　２０　席。他們是些什麼人呢？他們之中的一些人——例如湯富福或

者馮小山——都以其廣州籍貫和積極的政治活動而惹人注目。許多人簡直就

是新一代的企業家。

改革派未能成功地將商會吸收會員的條件民主化。但是他們的影響卻可

以從　１９２１　年創辦的《上海總商會月報》中表現出來，該雜誌對經濟發展和政

治參與問題提出了新的見解。最卓越的分析家中包括方椒伯（積蕃），特別

是馮小山，前者　１８８４　年生於寧波一個顯赫的家庭，是一名銀行家和實業家，

曾在　１９２２　年擔任上海總商會副會長；後者也生於　１８８４　年，廣州人，是南洋

兄弟菸草公司的股東。

上海總商會所拒絕承擔的政治先鋒隊角色，由　１９１９　年春季偉大的民族主

義動員期間誕生並在以後繼續存在的新組織承擔起來了。上海商業公團聯合

會自它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