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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９　年　３　月誕生之日起，似乎就成了當地各種組織的代言人。活躍

分子廣州人湯富福、馮小山扮演了重要角色。雖然聯合會的激進主義經常和

商會的保守主義發生衝突，在兩個組織中身居要位的卻常是同一些人（尤其

是虞洽卿）。它們的社會結構幾乎沒有區別；它們代表同一個資產階級的兩

副面孔。

幾個月以後成立起來的許多“馬路聯合會”，代表上海各主要商業街道

的中國商人。它們動員自己的會員——擁有自己的商店的店主——起來反對

上海工部局的稅收政策。因為上海是外國勢力的堡壘，這一地方性的衝突在

整個國家的解放鬥爭中就具有重要意義。

這樣，上海總商會有時想加以抑制的呼聲就在其他的組織裡迸發出來

了。“上海商會已經不能像往日那樣代表中國社會了；其他的組織推翻了它

① 《五四運動在上海史料選輯》，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第 221—247、376—394　頁。周策縱：《五

四運動》，第　6　章。桑福德：《中國商業的組織和狀況》，第　5　章。

的霸主地位”——上海工部局總董在　１９２０　年這樣說。①在這些建立了自己的

新組織或在傳統組織的框架內活動的一代新人的指導下，資產階級要在政治

戰線上再顯身手了。

自紳士階級衰落以後，資產階級成了城市精英中占主導地位的部分。它

團結“舊制度”的大部分名流和少數新生的現代企業家組成了一個朝氣勃勃

的聯盟，並從前者繼承了他們的社會穩定性，從後者繼承了他們的改革與創

新精神。這樣一個資產階級絲毫沒有喪失它的典型性，相反，它似乎真正代

表了當時的城市社會。但是，城市自身卻越來越孤立於中國這個國家之外了。

它們的進步和西方化——這必然和它們的現代化聯絡在一起——擴大了它們

與農業社會之間的鴻溝。作為一個龐大的農民帝國的中國，怎麼能夠從少數

幾個沿海的大城市來加以治理呢？

① 關於聯合會，參看《五四運動》，第　648—664　頁。關於上海工部局總董，參看費唐：《費唐的報告》，

1，第　126—127　頁。

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失敗

資產階級和袁世凱政權的本來就並非情願的合作，沒有能持續多久。政

府的獨裁作風和隨心所欲的苛捐雜稅，在商人中引起了不滿，這在上海總商

會中引起了反響。商人的嘴可以被強行封住，但武力並不能防止他們的同情

迅速冷卻。②１９１５　年各省反對復辟帝制的叛亂、１９１６　年政府在財政上的失敗，

再加上官辦銀行延期付款的命令，這些合在一起把市場攪亂了，其結果是資

產階級與政府分道揚鑣。

由於沒有可能改變政府政策的方向，資產階級中的一部分人只得獨善其

身，夢想在社會內部創造出一個安全與繁榮的孤島。在仁愛傳統的鼓舞下，

他們想象出一種模範社會——有時甚至達到了想要付諸實現的地步。張謇要

把南通建成模範城市；朱葆三在上海郊區買了　１０００　畝地，想在那裡建設一個

模範區。①

走向政治捲入

另一方面，中國工商業的迅速發展要求某些制度的改革——統一幣制，

改革財政，恢復關稅自主，這既是對中央政府的性質和活動的挑戰，也是對

中國由於各種國際條約導致的半殖民地地位的挑戰。現代資產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