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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從“封建的生產方式”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演變和從官僚主義社會
到階級社會的演變)就應該代替革命性的決裂的觀念。這種變化產生於漫長
的過程。在中國,這一過程始於 16 至 18 世紀在傳統經濟中出現的所謂資本
主義萌芽。正如已經指出的那樣,這一演變後來在 19 世紀變得十分明顯。在
1911 年以後,它仍在繼續,成為 20 世紀經濟現代化和社會變革的一部分。
因此,不可能把像資產階級的興起這樣一個發展包括進一次單一的革命事
件。
但是,在 10 至 15 年這樣的一個不長也不算短的期間內,辛亥革命是否
加速了工業化的程序,是否改變了社會內部的力量對比和促進了一個真正的
資產階級的興起呢?一些研究法國大革命的歷史學家在提到“野蠻的資本主
義”以及據認為是由它所釋放出來的各種力量的時候,曾經強調指出資本主
義的興起是多麼遲緩。①在中國,情形卻截然相反,革命後 10 年,在 20 年代
初,民族資本主義就開足了馬力,新一代的企業家就已經出現,他們直接與
工業生產和對工資勞動大軍的剝削相聯絡。但是這一城市經濟和社會的巨大
進步,更多地產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經濟奇蹟,而較少地受惠於一
場早已被軍人接管了的革命。在半殖民地的中國,資產階級革命的邏輯受制
於外部的國際關係的演變。
戰時與戰後的繁榮,1914—1923 年
大戰把 19 世紀被“不平等條約”所剝奪了的一部分市場歸還中國,致力
於他們自己之間的鬥爭的參戰國,無暇顧及中國。歐洲的衰落有利於恢復民
族工業的發展,也助長了日本和美國勢力的擴張——這就為新的困難和未來
的衝突播下了種子。
同時,戰爭顯著地增大了世界對食品和原料的需求(有色金屬、植物油)。
作為初級產品的一個主要供應者的中國,正處於滿足這一需要的有利地位。
再者,西方列強增加了他們在中國和印度等採用銀本位幣制的國家的採購,
刺激了 1913 年墨西哥關閉它的銀礦以後已經開始上升的國際銀價。這樣,中
國的貨幣單位“兩”變得堅挺,數年之內,它在西方市場上的購買力提高了
三倍。可是,雖然外債的負擔因此而減輕了,進口,特別是工業裝置的進口
卻並沒有受益;因為儘管戰爭為中國經濟提供了發展的機會,對這一機會的
掌握和利用,卻受到其“不發達”的經濟框架的限制,而且當時中國經濟所
依賴的那種半殖民體系的活力又正受到波及全球的戰爭的損害。
由於交戰國徵用商船,用於商業性海運的噸位減少,其結果是運費上升,
從而妨礙了國際貿易。外匯管制以及法國和英國在 1917 年實施對絲綢和茶葉
的的禁運,使一些中國傳統的出口商口失去了市場。歐洲列強優先發展軍事
工業,又對中國採購工業裝置產生了不利影響。正當外國競爭減少而刺激民
① 弗朗索瓦?富列:《對法國革命的思考》。
族工業增長時,這些工業要獲得所需機器卻變得十分困難。①在第一次世界大
戰時期,中國的發展水平不能使它從外國勢力相對的撤退中獲得充分的利
益。不過由戰爭引起的各種困難只是降低了好處而不是造成直接的損失。對
於中國經濟中的現代部門,戰爭年代是一個繁榮時期,但只是到和平恢復以
後,民族工商業的“黃金時代”方才到來。
遲至 1919 年,現代經濟部門才開始收穫世界大戰和重新恢復的和平所提
供的利益。對初級產品的需求不但沒有減退,反而加劇了。戰爭的需要被建
設的需要所取代。1919 年上海的出口值較前一年提高了 30%。由於銀價上漲
以及隨之而來的“兩”的匯率的升高,出口的這種猛增尤其惹人注目。但是
需求緊急的歐洲買主寧願出高價。由於海運能力增加和戰時工業轉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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