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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著保護地方

利益和保護那些被官僚機構拒之門外或忽略了的社會集團的作用。在袁世凱

眼中，它們因此對他個人的權力和國家的統一構成了威脅，因為他把國家的

統一等同於一種嚴厲的行政上的中央集權。

對於上海的商人來說，這是一次異乎尋常的經歷的結束。在革命以後，

華界的市政當局重新命名為“市政廳”，稱為“紳商”的城市士紳曾經有機

會證明他們的管理能力、現代化才幹、對民主程式的理解和他們對重大國家

問題的興趣。③現在，上海商界再也不能恢復這種行政上和政治上的自治了。

袁世凱用來代替原來市政廳的“工巡局”（負責管理公共工程、巡警、捐稅），

被置於地方官的嚴格管轄之下。１９１４　年制定的法律加強了對商會的控制，剝

奪了商人表達政治意見的手段。

商人們就這樣被剝奪了主動權，他們好像已經失去了過去　１０　餘年中曾經

鼓舞過他們的那些偉大的理想。由於不能使全國都接受他們自己在中國所開

創的現代化，他們就轉而全神貫注於自己的短期利益了。面對這樣一個雖然

非其所求但也並不難接受的軍事官僚政權，他們只得在外國勢力的蔭庇下努

力去加強自己的地理和社會基礎之上的自治。因此，他們要求在南京的英國

領事將租界①擴充套件到下關的碼頭和商業區，以便得到更好的保護。在上海，華

界閘北的一些顯要人物請求公共租界的巡捕進行干預，並且，用一外國居民

具諷刺意味的話來說，尋求“我們專制的市政權的保護”。

不過，袁世凱接掌權力並不是簡單的舊政權的復辟。他在擔任總統的時

期內表現出一種新的進一步發展經濟的決心，完成了商業的立法，穩定了財

政與貨幣制度，鼓勵私人企業。②自　１９１３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１５　年　１２　月擔任農商總

長的張謇促使關於商業企業和公司註冊以及關於開設公司的法令獲得透過。

他建立了棉花和甘蔗的模範生產基地；並計劃統一度量標準。１９１４　年　２　月，

在梁士詒的創議下，作為統一貨幣制度的第一個步驟，鑄造了袁世凱銀元。

這種鼓勵商業的意願，與拒絕給予資產階級最微小的權利形成奇特的對比。

這裡，袁世凱又回到現代官僚主義的傳統，他本人在清朝末年就是這一傳統

的主要代表之一。作為一個獨裁者，袁世凱權力的支柱是軍隊和官僚集團，

他沒有必要去討好商人。因此，如果把他的經濟政策視為對資產階級的支援，

那就完全錯了。同時，把袁世凱統治時期各大商埠的繁榮歸因於他的這一政

① 參看本書第　4　章歐內斯特？P　揚：《革命後的政治風雲：袁世凱時期，1912—1916　年》。

② 1911　至　1913　年之間為地方精英的利益而縮小官僚機構的權力，以及地方精英與私商的結盟，參看周錫

瑞：《中國的維新和革命》，第　246—255　頁。

③ 伊懋可：《上海計程車紳民主制，1905—1914　年》，第　73　頁：《上海市制進化史略》，載上海通社編：

《上海研究資料》，第　75—78　頁。

① 南京無租界，下關江邊地帶劃有外國人居留地——譯者。

② 關於袁世凱的經濟政策，參考菊池貴晴：《中國民族運動的基本結構——關於排外性聯合抵制的研究》，

第　154—178　頁。

策，也是錯誤的。把中國資產階級推向它的黃金時代的決定性的動力來自別

的地方：來自第一次世界大戰所改變了的國際局勢。

中國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１９１７—１９２３　年

不過，資產階級對革命運動的有限參與和它對社會動亂的保守反應，還

不足以駁倒資產階級革命這一概念，還需要進一步研究辛亥革命所產生的影

響。雖然引入資產階級革命的概念對弄清　１９１１—１９１３　年所發生的事件沒有多

少用處，但是也許對較長時期的社會經濟分析是有用的。這樣，演變的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