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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使現時的軍事失敗，

必不免來到一極大的反動”——所表示的驚恐來看，在　１９２６　年後期，湖南、

湖北和江西的某些地區，形勢顯然開始轉變了。①

在農村，理論正被轉化為行動。反對土豪的鬥爭意味著逮捕和殺人；爭

取土地的鬥爭導致地主的逃亡和分他們的財產。湖南財政委員一份關於省農

民協會處決人的報告——他關心的是，恐怖最終使稅收減少——在　１　月底引

起了武漢聯席會議的一場爭論。應怎樣控制這類行動？董必武報告了湖北幾

個縣處死人的情況；他認為政府應對群眾的要求採取寬容態度。鮑羅廷建議，

人民應獲准獨立地行動，但應將處決的要求報有權決定這類案件的地方黨政

機構。聯席會議於是決定，革命政府禁止人民及其組織執行處決；他們必須

向地方黨政機構提出控訴，那些機構將決定適當的處分。決定還規定了在省

一級設立一個具有批准處決最後權力的革命法庭。顯然中央當局希望把農村

的懲罰性暴力行為置於某種控制制度之下。３　月份，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的一

個傑出年輕共產黨員夏曦以讚賞的口吻報告說，到那時，他列舉的八個縣的

黨部透過處死和拘禁，能夠代表群眾打倒“土豪劣紳”。辯論繼續在第三次

中央執行委員會全會上進行，毛澤東贊成群眾的直接行動，董必武介紹了國

民黨湖北省黨部提出的懲辦地方惡霸的規定，包括按照罪行大小把他們處死

或終身監禁的規定。宣佈判決的縣法庭就是革命委員會，其成員由指定的群

眾在縣長主持的會上以多數票選出。以類似程式選出的省的上訴法庭有最終

的權力。長沙的省的特別法庭在　４　月　５　日成立，根據一份敵視它的史料，它

像縣一級的特別法庭那樣，批准了許多集體處決的要求。長沙城中充滿了從

其家鄉逃出的人。另一個湖南共產黨領導人凌炳在　４　月　１９　日向中央土地委員

會報告說，國民黨省黨部已經處死了幾十名“土豪劣紳”，但這還不夠。他

爭辯說，鎮壓反革命分子所真正需要的是農民自己的衛隊的力量。①

在革命的狂熱情緒中，有許多反常的情況和不法行為，以下所舉不過是

林提了　6　個共有　160　萬會員的“最先進的縣”的縣名。但他的數字都以　10　萬計。1926　年　11　月的數字載《第

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農民運動》，第　258—262　頁。

③ 李銳：《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英文版），第　302—306　頁；書中有當時左派的長沙刊物關於反

農民運動和殘酷殺害的報道的引文。李堅持被殺的農民比被殺的土豪劣紳要多得多。

①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載《毛澤東選集》（英文），1，第　21—59　頁，特別是最後一部分“十四

件大事”。韋慕庭、夏連蔭：《文獻集》，第　428　頁。

① 蔣永敬：《鮑羅廷》，第　257—264、269　頁。霍夫海因茨：《中斷的浪潮》，第　49—51　頁，推斷處決的

地方惡霸為數不多，但沒有可以證實的證據。李銳：《初期革命活動》，第　306　頁，說被農民直接處死的

不超過幾十人。小安格斯？W。麥克唐納統計到　5　月初期已報道的處決的湖南土豪劣紳，發現“全省約　119

人”。麥克唐納：《農村革命的城市根源》，第　312　頁。（但是，有的處決當時的新聞媒介可能從未報道

過。）

幾個例子。著名的共產黨勞工領袖李立三的父親，被他家鄉醴陵縣的農民協

會處死，而不顧兒子來信保證其父將不反對農會。新化縣（也在湖南省）縣

長向中央（國民黨中央黨部）報告，控制地方革命機構的一批人利用權力向

其敵人報私仇，未經審判就處決地方惡霸，以便假借官方沒收的名義在他們

中間私分財產。根據指控，在“赤色周”中，他們處死了　１０　多人，無人敢幹

涉。他們甚至未經審判就槍殺了徵收厘金的負責人；他被拘留，本應交給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