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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抗議》（哥倫比亞大學博士論文，1979　年），第　43　頁。

法權，終止了向它們支付庚子賠款，還贏得了暫停向協約國支付庚子賠款的

５　年期限。儘管中國的宣戰純粹是名義上的，宣戰還是給了它以戰勝國的身

份參加　１９１９　年巴黎和會的榮譽。凡爾賽和約將德國在山東的權利交給了日

本，使中國人深感失望，但中國外交官已在國際輿論的法庭上贏了分。在　１９２１

—１９２２　年的華盛頓會議上，日本被迫同意撤出山東。此外，英國同意歸還威

海衛，九個強國宣佈將尊重中國主權；關稅提高至　５％，還訂立了關稅最終

自主和廢除治外法權的條款。中國在　１９２４　年的中蘇協定中得到的更多：俄國

放棄治外法權、在天津及漢口的租界和庚子賠款。甚至在　１９２６　年北京政府瀕

臨崩潰之際，外交部還說服列強派代表參加一次關稅會議。這次會議毫無成

果地解散了，但詳盡闡述中國立場的檔案構成了南京政府　１９２８　年成功地宣佈

擁有關稅自主權的基礎。所有這些成就背後的艱難的談判尚有待研究，但導

致　１９２４　年中蘇協定的談判是個例外：研究這次事件的專家的結論是，外交部

“有著比大多數人所瞭解的更大的權力和獨立性、更大的連續性、更好的人

才、更明確的政策和民族感更強的動機”。①

① 梁肇庭：《中蘇外交關係，1917—1926　年》。

現代銀行的政治作用

民國初期直至　２０　年代，北京政治活動的一個越來越重要的特點，是條約

口岸的現代中國銀行卷入政治。在中國的金融界中，這些銀行遭到外國銀行

在條約口岸的分行及錢莊的夾擊。這兩種型別的機構比中國的現代銀行有更

大的財力。２７　家外國銀行及其在中國的分行，掌握著　３　或　４　倍於　１１９　家（或

更多）中國銀行的資本。它們實際上壟斷了有利可圖的外匯和外貿市場，還

享有發行貨幣的特權，並收存每年數億元的鹽稅和關稅收入。它們得到中外

商人同樣的信任，在條約口岸招攬大批金融業務。另一方面，數不清的錢莊

牢牢地佔據著國內貨幣匯兌、證券投機和短期貸款的市場。單個錢莊規模不

大，但它們的資本總額大於現代銀行，並且由於有固定的業務渠道，它們比

現代銀行有更好的變現能力。實際上，錢莊是現代銀行的短期資金的來源。

現代銀行在民國初期財力不足。根據現有資料，１１９　家現代銀行總計擁

有　３．５　億元核准資本，能籌措到的實繳資本僅　１．５　億。①由於缺乏公眾信任，

它們不得不透過發行紙幣（如果能得到政府批准）、以高息向錢莊借款、以

高息接受儲蓄存款的手段，吸收它們極為短缺的流動資金。於是，為了償付

高息存、貸款，為了支撐幣值，銀行被迫尋求高利潤的，因而是投機的投資

機會。政府公債和國庫券是這種投資的重要部分。

隨著其他財源的枯竭，政府日益依賴國內資金市場。１９１５　年下半年袁世

凱稱帝時，一些省份的反應是宣佈脫離北京而獨立，國內稅款收入急劇下降。

１９１８　年，日本新組成的原敬內閣拋棄了前任內閣向中國提供大量擔保條件少

的貸款政策。１９２０　年，由外國銀行家組成的國際財團，成了實際上延長對中

國政府的財政抵制的手段（見第　２　章）。作為這些事態發展的結果，國內信

貸對連續幾任極少成功希望的財政總長的籌款活動，越來越重要。但是，從

１９１９　年發行八年公債開始，銀行家們對政府證券的熱情減退了。政府負債累

累，已經沒有可以保證新公債的可靠收入，政局變幻莫測。銀行家能夠為小

筆預付現金而向政府強提苛刻條件。政府在上海出售剩餘的第一年公債的價

格是每　１００　元面值　２１．５０　元，未售出的七年公債按每　１００　元　５４　元出售。銀行

對政府的大批短期貸款月息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