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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新文學的政治性要求，新文學在內容方面應當

① 這三條原則用的是《文學改良芻議》的序數，即給陳獨秀信中的七、一、四——譯者。

① 周策縱：《五四運動》，第　275—276　頁。

② 同上書，第　266—270　頁。

③ 同上書，第　272　頁。

更“大眾化”和“社會化”。

但是，雖然陳獨秀討厭傳統文學的精英主義，他的大眾化傾向卻仍舊是

模糊的。他所理解的那種新文學頂多也只能稱之為“社會現實主義”，不一

定是社會主義的或無產階級的文學。凡是現實主義地、真實地描寫社會各種

人物生活不同方面的新文學作品，只要不是屬於“少數貴族”的，他大約都

會歡迎。在這一早期階段，他還不是隻專注於更具階級意識的工農方向。陳

獨秀雖然擬議出一種範圍更廣闊的新文學，但他並沒有提出創造這樣一種文

學的具體辦法。胡適在　１９１８　年春季發表的一篇比以前更有闖勁的題為《論建

設性的文學革命》的長文中，討論了這一任務。

胡的文章裡有一個響亮的口號：“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他說，

文學革命的建設性目標是創造一種新的白話民族文學。但是既然還沒有標準

的“國語”，又怎麼創造這樣的文學呢？胡適的回答帶有實驗的特點：新的

作家應該用一切可用的口語寫作。他們可以用傳統通俗小說的語言，而以今

日口頭的說法作補充，如果有必要，甚至還可以用一些文言詞語作補充。在

所有型別的作品中——詩歌、書信、筆記、譯文、報刊文章，甚至墓誌銘—

—他們都應當只用白話。經過不斷練習，用白話寫作會逐漸變得容易。關於

文學創作的“方法”，胡適認為新文學的題材應當拓寬，要包括一切階層的

民眾，並且認為實地觀察和個人經驗，再以生動的想象加以補充，應是寫作

的先決條件。

雖然胡適不厭其煩地闡述了語言工具和文學技巧，但他對他建設性建議

最關鍵的部分——新文學的思想內容——卻不置一詞。和陳獨秀不同，胡適

不大願意就他所認為的中國現代讀者最理想的新文學型別，作詳細的說明（不

管怎樣籠統的說明）。這可能是由於胡適比陳獨秀更少成見，不那麼固執已

見。①但是更可能的是，他根本沒有興趣，因為對他來說，文學革命實質上是

一場語言方面的革命。但是，已經開始的思想革命就是要完全改變中國文化

的內容，而文學是其中的一個主要部分。陳獨秀理解兩種革命——思想革命

和文學革命——之間的這種關鍵性聯絡，並使這種聯絡得以實現。相反，胡

適則從來沒有像《新青年》其他領袖那樣，投入反傳統主義的事業。他在學

術上全神貫注於語言，使他因而奇怪地沒有覺察到它的思想實質。

就胡適個人所關心的目標而言，文學革命是完全成功了。白話逐漸用於

迅速增多的所有新文學報刊。１９２１　年，教育部通令小學教科書一律用白話。

反對派起來得太晚也太軟弱無力，“文學革命大軍”輕而易舉地便將它擊潰

了。林紓給蔡元培的那封著名的長信，是在　１９１７　年發動文學革命之後幾乎兩

年才寫的。胡適的老友和對手梅光迪、吳宓和胡先驌創辦的《學衡》雜誌，

到　１９２１　年才出版，那時白話文早已成了“國語”。當北京政府的教育總長章

士釗於　１９２５　年在他的《甲寅週刊》上放最後一炮時，胡適和吳稚暉在他們的

回答中甚至沒有認真對待他；新文學已經發展到這樣的程度，他們完全可以

用戲謔的口吻哀悼老章和舊文學的“死亡”。

除了進行人身攻擊以外，反對派的論點集中在幾個有關的問題上。《學

衡》派反對胡適的進化論觀點，堅持說，在進化的最後階段出現的幾種文學

——如現實主義、象徵主義和未來主義——不一定比以前的文學好，也不能

① 侯健：《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第　32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