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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早期的文學。①因此每一種文化的古典遺產都應予珍惜，因為它為改變與

改革提供基礎。作為中國古典遺產的主要媒介，文言不能完全被白話取代。

林紓更進一步爭辯說，如果對文言文沒有全面的知識，作家們就不可能創造

出一種白話文學。

這些論點顯然都傾向古典主義，至於《學衡》派，他們的老師白璧德的

思想印記也很明顯，他要求他的中國追隨者“儲存包含在中國的偉大傳統中

的真理的靈魂”。②但是在這熱情奔放的破除迷信的新時代，這種理性地保衛

傳統的主張無論想得多麼周到，也註定要失敗，因為它與要求革命變革的激

進衝力背道而馳。文學進化論的概念不但是胡適的特點，也為這激進的一代

中許多人所擁護，它是他們對未來看法和西化傾向的直接表現，他們認為必

須用西方觀念來取代舊傳統，才能將中國轉變成現代國家。甚至連反對派也

不反對變革；他們只不過反對某些過火行為。他們在文化上的保守主義的最

弱的一環，就是他們看不起和不信任白話文。他們擔心口語變化太快，因而

不適宜作為“經典”著作或文學傑作的語言，因為它們是永恆的，至少應能

為後世所理解。白話文的倡導者和反對者似乎都不曾認識到，最後在五四文

學中形成的“國語”是一種口語、歐化句法和古代典故的混合物。保守的評

論家們憂慮得不是地方，因為文學中使用白話並不一定會降低質量；而且這

種憂慮也太早了，因為五四時期的白話文學到　３０　年代又遭到像瞿秋白這樣的

左翼評論家的抨擊，認為它是披著現代外衣的貴族精英主義。

新作家的出現

文學革命的破壞任務雖然遭到一些軟弱的敵人的零星抵抗，還是很容易

地就完成了，它的建設階段卻是更困難的。

中國的“新青年”們對文學革命立即作出的熱烈響應，也許超出了這一

運動領袖們的夢想。幾年之內，新文學雜誌有如雨後春筍，在各大城市成立

的文學團體在　１００　個以上。①所有這些自發的發展都證明了五四運動，特別是

學生們　１９１９　年的遊行示威所引起的熱烈情緒。

新形成的文壇的領導權起初掌握在北京地區的教授們手中：陳獨秀、胡

適、錢玄同、李大釗、沈尹默、魯迅（周樹人的筆名），和周作人。他們的

一部分學生——傅斯年、羅家倫、朱自清，還有葉紹鈞——建立了新潮社，

並出版了同名的刊物。一位有學問又有進取精神的編者孫伏園，接管了北京

《晨報》副刊後又接管了天津的《京報》副刊，把它們變成新文學的出色櫥

窗，登載新秀們的著作。這些學者、學生、編輯和撰稿人，以北京為中心結

成一個鬆散的集體。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表現出一種文質彬彬的學者風度，

與上海文壇那些傲慢的人的狂放任性形成鮮明的對比。這一“京派”中的老

成員們——周氏兄弟、孫伏園，錢玄同和出版家李小峰——後來創辦了《語

絲》週刊（１９２４—１９３０　年），發表著名的有教養的語絲體評論，避免過激的

立場。《新青年》的領導於　１９２１　年分裂後，胡適很快分離出去，並和一群主

要是受過英美教育的學者——著名的有陳源和徐志摩——攜起手來。陳源創

辦了《現代評論》，而徐志摩則是新月社的主將，該社後來出版《新月》雜

志（１９２８—１９３３　年），在抗拒左派和魯迅的攻擊、捍衛基本上是自由主義的

① 侯健對他們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