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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有新思想

和新精神”。但是他堅持語言工具的優先地位：

死文字決不能產生活文學。若要造一種活的文學，必須有活的工具……我們必須先

把這個工具抬高起來，使他成為公認的中國文學工具，使他完全替代那半死的或全死的老

工具。有了新工具，我們方才談得新思想和新精神等等其他方面。①

① 參看胡適附錄在《四十自述》之後的著名論文《逼上梁山》，第　91—122　頁。還可參看他在芝加哥大學

發表的英文演講《中國的文藝復興》，和　1958　年在臺灣發表的演說《中國文藝復興運動》，該文收入劉心

皇：《現代中國文學史話》，第　1—15　頁。第二手材料有傑羅姆？B。格里德的《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

第　3　章；林毓生：《中國的意識危機：五四時期激進的反傳統主義》，關於胡適的一章。胡適在文學革命

時期的大多數論文均收入《胡適文存》第　1　卷。

① 胡適：《逼上梁山》，第　112　頁。

後來他自己承認純粹是“文體革命”的這一想法，在他　１９１６　年　１０　月給

陳獨秀的信中表現得很清楚，在這封信中胡適列舉了新文學的八條原則：

一曰不用典。

二曰不用陳套語。

三曰不講對仗。

四曰不避俗字俗語。

五曰須講求文法之結構。

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

六曰不作無病呻吟。

七曰不摹仿古人，語語須有個我在。

八曰須言之有物。

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

胡適在這一最初的說明中，對文學形式方面所提的建議顯然比對內容方

面更為詳細和具體。陳獨秀雖然熱烈地支援胡適，卻擔心他的八不主義可能

被理解為傳統的“文以載道”。因此胡適在《新青年》１９１７　年　１　月號上發表

的下一篇文章《文學改良芻議》中，改變了他的八不主義的順序（新的順序

是八、七、五、六、二、一、三、四），並試圖對新文學的實質加以更多的

注意。為了區分新“質”和儒家的“道”，胡適強調了兩個方面——“感情”

和“思想”——但這仍然含糊籠統。他更加詳細地闡述了另外三條原則：二、

不模仿古人（他主張用進化的眼光看待文學並高度讚揚晚清小說）；六、不

用典（他力圖區分仍然具有現代意義的廣義的典故和他所摒棄的過時的狹義

的典故）；和八、不避俗字俗語。這最後一條顯然是他最關心的中心問題，

也是他以前和朋友們辯論的癥結所在。

但是胡適文章中那種謹慎的語調和學者態度對《新青年》編輯們的激進

情緒來說，實在是太溫和了。錢玄同不同意胡適對用典所採取的寬容態度，

全面反對用任何典故。在陳獨秀看來，用白話文取代文言文是不言而喻的；

他沒有功夫去進行學術性的討論。在　１９１７　年　２　月　１　日出版的下一期《新青年》

中，陳獨秀乾脆拋開胡適那些溫和的改革主張不談，宣佈文學革命已經開始：

餘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為吾友（胡①　適）之聲援。旗

上大書特書吾革命三大主義：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

學；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曰，推倒迂晦的艱澀

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①

誠如周策縱教授所指出的，陳獨秀攻擊的目標是由三個文學派別佔主導

地位的流行風尚——桐城派和《文選》派的古文以及江西詩派的詩歌。②儘管

陳獨秀的三條原則中的建設性部分也包括了胡適主張的白話文體，但更主要

的卻是針對文學的內容。陳獨秀在以前的文章中曾經主張引進現實主義，因

為他認為現代歐洲文學已經從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進化到現實主義和自然主

義，而現實主義較自然主義更適合中國。③他的另外兩條原則似乎是把胡適對

白話文體的關懷改變成了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