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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勢使魯迅碰了絕望之壁。他那種尼采式文學英雄有能

力塑造社會的幻想似乎很快消失了。他對中國糟糕的過去和現在的“全盤否

定”的形象化描繪，和他的“新文化”同行的描繪相比，如果有什麼區別，

那就是更為陰暗。當代中國的殘暴、腐化、奴性和虛偽並不表示傳統社會準

則的衰落，就某種意義而言，實際上倒是這些破壞性的社會準則的表現。在

他的《狂人日記》中，他清楚地表達了這樣的看法：“吃人”的不僅僅是中

國的社會現實，這個社會的理想就是“吃人”的理想；甚至　１９１１　年以前那個

時期的青年革命者也很快屈從於這種夢魘般壓迫人的惡毒勢力。魯迅決定再

次開始寫作，這是對新文化運動的“教育”目的的一種響應，但是似乎是一

種有高度懷疑的響應。

儘管魯迅“全面”抨擊傳統觀念，不過就他的文學創造力來說，中國過

去某些“反傳統”的方面仍然強烈地吸引了他，指出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可

是，他所注意的歷史和胡適從中尋找“正宗”的歷史是完全不同的。他所注

意的是南朝放蕩不羈的“新道家”文人的歷史，是民間志怪和傳說的歷史，

甚至是某些涉及個人私事的評價的歷史。不過，這些誘人的方面似乎都沒有

扭轉魯迅在整體上對文化遺產的否定。

五四及其影響

在論述　１９１９　年　５　月一連串事件的影響時，我們在此將不詳述無數新期刊

中表達出來的多種學說。在新文化的種種論題——尤其是對文化遺產的“全

盤”否定——的讀者面擴大（已經在進行）的時期，五四隻是標誌了一個極

易引起爭論的階段。可是，很明顯，其中大多數學說並不是新的。

就我們這裡的論題來說，這一連串事件的主要影響之一，是它們牽涉到

對中國種種弊病作純文化的分析判斷。五四是一次政治行動，一次表面上有

效的政治上反抗外國帝國主義的行動。它甚至一度導致了一場群眾運動（雖

然只有學生和城市一些階層參加）。新文化的領袖們過去一直主要關注中國

國內的弊病。他們思想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色彩使他們基本上對帝國主義列強

的行為不作道德評價，也不把中國的種種弊病主要歸因於外國。可是學生的

民族主義的急切希望和緊迫感，卻迫使他們思想上的一些前輩把注意力暫時

從他們長期的文化努力轉向當代中國政治的可悲狀況。

甚至反政治的胡適也為五四事件所推動而重新評價他的態度。直接的影

響是增強了他的信心，令他高興的是，似乎已在青年知識分子中進行的文化

改革或許不會向政治方面發展，而是發展成為“社會運動”。杜威本人於　１９１９

年來到中國，他自己注意到“學生”團體已在從事民眾教育、社會服務、慈

善事業和活潑的思想討論；①杜威鼓舞了胡適的信心。胡適曾談到“民眾要教

育，婦女要解放，學校要改革”。②似乎從一開始就有這樣的假定，只要避開

１９１９　年中國存在政治－軍事勢力這一難以對付的現實，上述所有目標都有可

能實現。不過到了　１９２２　年夏季，胡適在他的友人丁文江的推動下，說服自己

幫助創辦了《努力週報》，這一刊物明顯地致力於政治活動。

丁文江是一個有才幹的地質學家，在新文化的“從事科學工作的”知識

分子當中，他是少數真正科學家之一；他不是在美國而是在蘇格蘭受的訓練。

③他在那裡學到了地道的英國經驗主義對科學的看法（和胡適一樣，他也是清

代“經驗論者”的推崇者），但是是這樣一種型別的經驗主義，不像杜威的

實驗主義看法那樣受到民主主義的影響。因此對軍閥和政客的道德評價丁文

江不那麼熱情，而這在胡適的看法中卻很突出。他對現存勢力的態度似乎是

——它與我們的論題有關嗎？胡適在過渡時期已痛苦地注意到，政治勢力的

權勢妨礙知識分子言論和行動自由的權利。他也注意到新的權力主義這樣一